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创新,构建数理模型,探求环境规制对异质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二者与环境规制均呈“U”型曲线。(2)环境规制水平对治污技术创新存在正向影响作用。(3)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促进总体绿色技术创新;所有制结构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而不利于治污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度对治污技术创新影响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有所不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措施、企业规模和贸易开放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协调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的产业绩效这对矛盾体的有效途径,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观点存在分歧,需要在理论和经验上进一步证实。本文建立了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采用2003-2012年间我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虑异质性行业的环境治理动机差异,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趋势呈现"U"型曲线特征,即弱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技术创新,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U"型曲线拐点以后,环境规制会促进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污染密集行业比清洁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污染密集行业的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更慢,目前两类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都处在曲线拐点的左侧。因此,我国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行业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从而有效推动我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严厉的环境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吗？

严厉的环境政策是鼓励还是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对于我国能否通过技术创新来缓解环境污染问题来说至关重要。由于已有文献中,行业特征差异在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影响研究中的作用被忽视,为此文章从行业特征视角探究环境政策强度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分别构建以R&D支出与R&D投入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污染强度和不动性为自变量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基于2011—2016年1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严厉的环境政策抑制了污染密集型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面对严厉的环境政策,不动性较低的行业有选择减少技术创新投入而搬迁到环境标准相对宽松地区的倾向。     

环境规制强度、行业异质性与R&D效率——源自中国污染密集型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实证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选取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虑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两种绩效,比较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分别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R&D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行业R&D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主要源自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规制作用.政府应该以工业行业分类为前提基础,重点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投放趋严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双赢的帕累托最优区域研究——基于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倒N型曲线关系和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内的帕累托最优区域时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与绿色的双赢。规模效应与人才集聚也推动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差异化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人才资源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我国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基于2005—2015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31个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输出体现了我国环境规制工具绩效的地域差异性。此外,引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排污费制度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计量检验——以29个省域制造业为例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排污费制度作为解释变量、产业规模和创新人员投入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了排污费制度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以29个省域制造业为例,采用全域Moran’s I指数、局域Moran散点图和LISA集群地图分析了排污费制度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基于GWR模型估计了排污费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研究结果表明:排污费制度和绿色技术创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且排污费制度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生了空间分异,即发达省域支持"波特假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驱动效应越明显;而欠发达省域并不支持"波特假说",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抑制了排污费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的实现。此外,产业规模和创新人员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空间差异。     

环境规制、市场需求与生态技术创新——基于34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10年和2011—2016年两阶段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在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在轻污染(技术推动型)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除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市场需求对其他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行业决定因素——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从行业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行业决定因素是行业市场规模、行业技术创新及FDI行业分布;竞争对手、行业人力资源及行业政策环境三个变量有待进一步验证,这三个变量在中国具有其特殊性;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主要目的是支持其在华生产和市场营销.基于研究的政策建议为,政府有效地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引导FDI行业分布、区别对待不同行业的跨国研发投资.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环境规制政策是中国重污染行业经济转型升级,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升环境绩效的有效手段,但是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动态差异,都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文章基于2004—2015年中国38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遵循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部颁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工业行业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使用连续性DID方法和S-GMM方法,估计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影响机理和动态影响。研究显示：首先,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并不能显著的促进重污染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明显促进了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第二,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市场准入和投资比例等限制,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一定程度推动中国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第三,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但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占比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关部门应该稳步有序推进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改革,提升我国传统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的效率,加快工业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环境规制的最优跨期决策研究

以供给侧改革为理论出发点,利用199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时期I,环境规制挤占了生产的研发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负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在时期II,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关系,通过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为正,这与时期II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水平明显增强密切相关。据此提出,应注重环境规制实施的阶段化差异,加强环境规制,深化环境治理供给侧的改革,有效平衡环境规制和研发政策,并给地区和企业一定的积极适应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进行技术改革使得创新能力增强。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特征与异质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

摘 要 基于2004-2015年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建立环境规制综合衡量指标,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特征与作用机理,分析绿色专利类型、企业所有制性质与行业类型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特征;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环境规制会促进价值更高的绿色发明专利创新;非国有企业对于环境规制容忍度较低,“U”型拐点到来较早,且倾向于价值更高的绿色发明专利创新;环境规制对清洁行业与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U”型影响特征存在差异,清洁行业多体现“U”型曲线右半段,拐点较早,污染行业则完整体现了“U”型曲线全过程,拐点较迟。因此,采取灵活性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促进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下的政府投入对工业行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考虑到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运用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3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污染行业的创新效率远低于清洁行业。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增加研发前的政府投入能够显著地促进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研发后政府投入的作用较小;污染行业政府投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强度日益趋严的背景下,采取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是可行之路。     

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发达的经济区之一,也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应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二者都是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2003—2018年的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及拓展的STIRPAT模型以及环境库兹涅兹(EKC)理论,利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和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方法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工业SO2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回归结果,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与工业SO2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促进了SO2排放,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SO2减排有间接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降低SO2排放,在长三角地区存在"污染光晕"效应,但是环境规制会阻碍FDI流入,减少绿色技术溢出.在样本区间内,人口规模、教育对SO2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创新技术发展,并吸引高水平FDI,加大科技投资,加强绿色研发,提升区域教育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两类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工业污染现状,采用2008—2016年工业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根据污染程度,将35个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的影响。同时,结合创新管理,探究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的行业绩效均产生抑制作用;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大于工艺创新的;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则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