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翻译出版之溯源——从翻译出版的角度析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书活动

南洋公学译书院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翻译出版社,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在图书翻译出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译书范围广、品种多,特色鲜明,并明确提出了“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的翻译出版原则.译书院的翻译出版活动解决了南洋公学教学中教材匮乏的问题,为国家的“兴学”和“变法自强”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版权保护和版权贸易活动的先河.     

中国文化外译呼唤翻译经纪人

“中介”因素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薄弱环节.文章提出“翻译经纪人”概念,认为翻译经纪人是适应国际惯例和顺应时代巨变的必然产物.翻译经纪人主导的市场推介,促进多方共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     

众包翻译:网络时代的翻译创新及对出版业的启示

众包翻译悄然兴起的背后是人们对跨文化交流需求的快速增长.网络传播技术为其提供了技术性支撑,而“业余者”的参与使其成为现实.作为一种网络时代的翻译创新,众包翻译突破了传统的翻译出版运作模式;其发展将可能影响专业翻译者的生存环境;众包翻译平台的构建应成为传统翻译出版企业进军数字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苦闷的象征》两种全译本

丰子恺以漫画散文著称,他的《子恺漫画》出版于1925年,《缘缘堂随笔》出版于1931年。但也有翻译集多种,最早出版的是翻译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其时,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未名丛刊”的一种)已由新潮社于1924年出版。鲁迅说:“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先生亦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     

美国特办展示活动鼓励译品

为了提高翻译文学作品的可见度，在一个创新提议下，两家非盈利的美国文学出版公司和一些独立出版公司组成联盟，兴办“阅读全球”的特别展示活动，将在全美80家独立书店进行，这是从5月1日开始的。     

浅谈从林语堂译《浮生六记》看翻译标准

英译本《浮生六记》是林语堂的得意之作,也是其翻译理论贯穿始终的著作。林语堂先生也写过不少涉及翻译理论的文章, 其中以《论翻译》影响最大。他在严复信达雅的基础上总结了三条标准： 忠实、通顺和美。同时,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释义为译者的三种责任： 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 对读者的责任以及对艺术的责任。他反对呆板的、字面上的忠实, 指出“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忠实须求传神”通顺的译文。     

"乱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也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翻译

郜书锴同志的大作《“译文”渐欲迷人眼——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翻译为例》（载本刊2006年第6期），是一篇很有启迪的论文。但郜君的译文是否就无可挑剔了呢？我看在郜译的基础上还是可以再推敲的。如果我这里将在郜译基础上翻译出来的文字发表，不更是“译文”渐欲迷人眼了吗？其实“乱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下面，是敝人的译文并试述理由。     

浅谈汉诗英译

中国古诗是中国灿烂文化里一颗耀眼的明珠 ,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由于千百年形成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 ,一种语言诗歌中的韵律、对仗、比喻、典故和双关在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时 ,往往受到联想效果、文化默契诸方面的限制 ,诗歌翻译成了文学翻译中的难题。本文从词语、文体、内容、思想、感情等方面浅谈诗歌翻译如何突破种种障碍达到“意美”和“形美”。     

国家叙事视野下的经典翻译与出版:1949-1966

翻译经典研究聚焦于经典如何在翻译中得到建构或解构,而忽略了经典文本本身对译入语语境的互动影响.文章通过梳理“十七年”(1949-1966)对马列经典著作、西方经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出版,认为在国家主导的翻译实践中,此阶段的经典翻译和出版旨在完成三大国家叙事:信仰的赓续,价值的认同,形象的建构.对“十七年”经典翻译与出版的梳理和研究,有助于理解特殊时代背景下翻译与政治的共谋,体悟文本之外的翻译张力.     

改变最短的一块“木板”——出版呼唤“中译外”事业的勃兴

前不久,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主办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界人士一致认为,翻译(尤其是中译外)问题是版权输出的最大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     

黄嘉德与《萧伯纳传》

黄嘉德（1908—1992），笔名蓝萍心、默然，福建晋江人，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大学教授。他早年潜心研究外国文学，对英国现代伟大戏剧家萧伯纳作品有深刻的研究与公认的独到之处，素有“萧伯纳研究专家”之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翻译出版《萧伯纳传》，产生很大的影响，晚年还对初版本进行校订、注释和索引，并重新出版发行。     

翻译出版学视域下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基于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的思考

在翻译出版学视域下,翻译是出版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译者不仅需要关注翻译质量,还要考虑传播效果,翻译功能不限于传统译学中的翻译范畴,译者角色有待重新界定。文章通过总结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分析译者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的五种角色：选题阶段翻译出版主体的参与者、翻译阶段译作质量的把关者、编辑阶段出版团队的协调者、发行阶段译作传播的推介者、接收阶段译语受众的沟通者。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有助于译者更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提高翻译出版团队的运作效率,推动中华文化高质量“走出去”、高效率“走进去”。     

文学出版走向世界:谁来译?——谈中国文学图书翻译的译者主体北大核心CSSCI

文学出版走向世界是一个长期过程,翻译扮演着桥梁的角色。本文旨在求证当前语境下应以何种译者主体作为文学外译的价值选择,指出一代当有一代的翻译,合作翻译是实现中国文学出版走近西方读者这一现实需要的优化方案。     

翻译出版的社会历史性视野——上海译文出版社三十年图书出版概述

翻译出版与社会历史语境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在研究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上海译文出版社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初出茅庐即锋芒毕露,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市场化以及21世纪以来由市场主导到多元分化的出版环境中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从译文社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质量翻译出版的背后所体现出的对于时代、市场以及社会品位等要素的高层次追求.     

中国女性文学出版的翻译策略

翻译与出版的关系密切,译者、出版、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翻译作品的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女性文学的对外传播是中国翻译出版活动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下,其出版和译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主要依据“翻译出版”理论,简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作品对外出版的现状和问题,并从出版的角度来探讨女性文学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素材,如何坚持以受众意识为主,如何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立场,以及采取怎样的翻译方法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让世界听到中国女性的声音,以契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战略。     

怀念大师时代

由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弱势地位，中国成了欧美文化的输入国，因而也成为了翻译大国。“五四”与“文革”的结束，分别造就了中国百年来两次图书翻译出版的高峰，而后一次的译著繁荣，则一直延至今日，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常态。     

近30年来汉学文献在国内的翻译与出版

近年来,大量汉学文献在国内翻译出版,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很多国外学者汉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也让国内学者受益匪浅,大大促进了国内对海外汉学的深入研究.本文对汉学文献翻译出版现状,尤其是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优化出版选题、提高翻译质量、建立规范体系等相应对策.     

构建中国诗歌“走出去”可持续发展体系——基于《诗经》的翻译出版

《诗经》的翻译出版迎合了域外读者在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影响下所产生的阅读期待;译者文化身份的多元性、翻译策略的杂糅性以及出版机构的权威性构建的在域外传播的经典地位.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融进去”过程中构建和谐的主体间性,对话体系、形成完善的赞助人体系,解决政府助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翻译出版结构不平衡、译介形式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分析指出,构建中国诗歌“走出去”可持续发展体系需要建立广泛的联动合作机制和完善的出版数据库.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史梳理

传统的“文化殖民史观”认为,西方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侵略行为.但客观而言,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例如文学翻译、科技书籍翻译和其他形态的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美国传教士在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担当了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出版的快速发展.研究当时美国传教士的出版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邵洵美的翻译出版实践探究北大核心CSSCI

邵洵美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和翻译家,其翻译出版活动在文学史和出版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章从邵洵美的主要翻译出版贡献着手,分析了邵洵美的翻译出版实践活动及其翻译出版思想,并解读了邵洵美翻译出版思想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