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实践与启示——以广州花都温州商会为例

在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和资本跨地域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由同一籍贯工商业者在旅居地自发组建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异地商会迅速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地方治理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文以广州市花都温州商会为例,探讨了异地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及其启示,并指出法人地位不清晰、内部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参与地方治理的实践过于单一,以及存在主动行政化趋势是异地商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克服的不足之处。     

佛山商会联盟:概念、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近10年来,广东省佛山市一直在开展"商会联盟"的实践,但目前鲜见理论分析。本文根据佛山的实践,总结了"商会联盟"概念,分析了商会联盟的时代价值,同时针对佛山商会联盟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     

社会团体会费价值论——以商会为例

会费对于社会团体来说不仅具有生存意义,更重要的是会费也意味着会员的权利与权力。因此,社会团体应该限制其它收入来源,扩大会费收入,使会费在社团经费总额中占有较高比例,这样社团才能回归本质,成为会员的代表与服务者。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监管问题与对策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整体较为规范,但收费过程中存在不少乱象,既加重了企业负担,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从法规制度、管理体制、监管机制、内部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提升,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广东省惠州市P村为例

乡村治理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社会资本是一个解释性很广的概念,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而反映出社会治理的总体状况。从社会资本内在的信任、网络与规范三个维度对乡村治理状况进行量化分析,从创建积极社会资本的角度探索实现有效乡村治理的对策和建议,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执政新理念——以宣城市为例

从"管理"到"治理"的突破,改革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内涵,新阶段"国家治理"的实现方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厘清的几个问题。新阶段"国家治理"实现的途径是什么?只有有效地让执政党融入社会去实现党的科学领导,切实打造阳光政府,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规范行政执法,实现社会治理的内在协调。     

理事会：科技期刊发展的新平台 ——以《科技创业月刊》理事会为例

科技期刊建立期刊理事会,是最近十年期刊界较为热烈的大事。从理事会在科技期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介绍了《科技创业月刊》理事会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做好科技期刊理事会工作的几点体会,最后谈了科技期刊理事会发展面临的几个难点。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治理结构、机制与问题——以汽车轻量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例

以汽车轻量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研究对象,结合实地调研结果,从网络的视角切入,对其治理结构和机制进行分析,指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动态网络治理新模式,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持续改进和发展提供一个系统和全面的视角。     

人工智能鸿沟:问题现状与治理思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的广泛应用,在为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的关注点以及国家政策着眼点更多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然而,有研究者呼吁,人工智能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鸿沟问题需引起更多关注。本文基于从经济、社会等视角较早提出"人工智能鸿沟"概念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当前国际上关于"人工智能鸿沟"问题研究的主要思路与关注重点,并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     

中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现状与治理对策（以无锡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原来位于城区的污染企业从城市中心迁出,留下了大量的污染场地。本文概述了污染场地修复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并建议通过“六大体系建设”,加强场地污染的防治及修复。     

国内科技报告推广现状与对策建议——以广东省为例

分析国内科技报告推广现状和存在问题,以科技报告总量排名全国第一的广东省为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宣传推广路径,以提高科技报告的普及率和利用率。采用网络调查法、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分析国内主要省份科技报告推广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结果发现,科技报告使用和影响范围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接收反馈机制、推广定位不清晰、推广方式比较单一等。基于此,从拓宽反馈渠道、找准推广定位和多元化推广路径3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并重点从自主推广、合作推广及第三方推广3种路径论述培训推广、平台推广、社区推广、新媒体推广以及外包推广5种推广策略。     

科技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科技社团作为联结政府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承载着参与社会治理的时代使命。该文在厘清科技社团、社会治理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科技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基本特征、典型模式和主要成效。基于此,针对科技社团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政策激励不够有力、效能评价不够精准等问题,提出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强化政策激励、深化效能评价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科技社团全方位、高质量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创新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时期,我国不断推进社会建设与治理改革创新,探索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协调与多元共治的新途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进入到社会治理领域。为了提高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认可度,探索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成为统战工作的新领域。在分析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广东省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构建起系统化的加强广东省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的路径体系。     

国外环境治理措施的阶段性演变:工业污染治理——以美、英、日三国为例

美、日、英三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方面经过了一个从工业污染防治、生活污染防治,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通过分析上述三国在工业污染治理阶段,即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和措施,指出我国未来应当从这几方面入手治理工业污染,即加大政府环保投入;发展清洁生产,从源头治污;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运用市场机制促进企业守法。     

城市治理生态:创新视角下的内涵与建构——以苏州纳米产业生态治理为例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治理权力向下转移和多元分享的过程,同时也是治理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的过程。建构"城市治理生态"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苏州纳米产业发展和区域治理的实践代表了这一治理趋向。充分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参与,能够实现不同主体之间正向外部性的聚合和放大,增强治理的动态开放性。权力下行后,行政部门转而关注市场和社会力量形成自组织的治理平台培育,以期实现治理要素的互补性匹配,进而共享治理成果。     

中国政府间关系及其治理模式演变——以贫困治理为例

基于行政授权的理论视角,提出一个中国政府间关系及其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以此揭示中国政府"集权—分权悖论"治理特征形成的因果逻辑.在此框架下,作为政府分权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行政授权程度及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组织内部委托方关于代理方"治理效率—治理风险"的动态权衡,进而决定了授权边界范围和具体内容中诸种剩余控制权的不同...     

社会力量参与信访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以忻州市为例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信访治理,对于有效化解各类信访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对忻州市社会力量参与信访治理工作的调研,发现社会力量参与信访治理过程中存在专业人才缺乏、工作经费不足、社会组织工作机制不完善和数据库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困境,对此提出了积极动员社会各层面人士参与信访工作、健全社会组织长效管理工作机制、扩宽筹资渠道以及借助忻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平台完善信访资源数据库建设等措施建议.     

平衡前沿突破与伦理治理——以人类胚胎研究为例

人类胚胎研究是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同时,与胚胎相关的研究领域也一直存在伦理争论。特别是当科学研究进入“无人区”时,现有的伦理规制是否能在保证研究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为前沿科学研究保驾护航成为亟需解决的困境。已有学者在科技治理主题下讨论该困境,既有研究表明,治理的一大难点是政策僵化,因此如何规避僵局,形成有效的、及时的政策措施是现今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之一)。2015年,我国学者发表利用CRISPR/Cas9修改了β-珠蛋白基因(HBB基因)的研究,在国际上引发了一场“伦理风暴”,但随后英国先后批准涉及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线粒体置换技术的临床应用项目,日本批准“人与非人动物嵌合体”研究,虽然正当全球争议之时或超前于国际相关规定,但均获得了较高的国际认可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以英国和日本相关治理实践为案例,研究发现,两国的治理实践均体现出了“伦理先行”的治理理念,以商谈方式推进新规制共识,从而打破政策僵局。英国和日本的案例很好说明了,对于伦理敏感度高的前沿研究,可以通过一套有效的商谈机制和透明的审批程序,让伦理成为解决冲突和疏通治理困境的渠道。本文通过比较研究还发现,英国和日本...     

国家治理中的角色调适: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

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广泛的社会动员、精准的贫困识别,以及“第一书记”扶贫分别具有运动式治理、技术性治理与嵌入式治理的特点。运动式治理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限度内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国家引导注意力分配,为政策执行“造势”;技术性治理通过目标管理和数字生产向基层让渡发展空间,政策执行借助精准识别中的数字化信息“乘势”而动;嵌入式治理以关系嵌入和价值嵌入整合正式制度与社会规约,政策执行“顺势”而为。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场域,在治理实践的“组合”形态背后是国家角色的积极调整与主动回应,转型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为国家角色的动态调适提供了弹性空间。国家角色调适的逻辑动因是宏观层面上国家与社会频繁地互动,中观层面上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及微观层面上政策的渐进执行。     

行业协会公信力:怎么样和怎么办——以广东省Z行业协会为例

公信力是行业协会的立会和发展之本。以广东省Z行业协会为研究样本,考察其公信力现状。调查研究发现,广东省Z行业协会公信力不高。其引致原因,既有行业协会自身内生性的问题和缺陷,表现为,自律机制存在缺陷,协会自身发展能力羸弱和信息公开机制建设滞后;也有来自外部的社会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表现为,源自外部的制度环境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作为含金量极高的无形资产,行业协会公信力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积极创设条件,内外结合,多管齐下。具体举措是:加强协会内部制度建设与结构治理,练好协会内功;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净化行业自身生态环境;发挥协会专业优势,提升内涵式服务质量;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协会办会透明度;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依法治会;强化协会外部监督,建立大监管格局;完善并加强行业协会评估,以评估促进公信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