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与佛教关系初探

仁宗与佛教关系密切。从遗留下来的资料可见仁宗时期的佛教政策、佛事活动在先朝的基础上都有所发展,这对佛教的发展、对宋朝政治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查,仁宗本人介入到了佛理的参悟,并达到了一定的见解。仁宗对佛教的尊崇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有其政治目的。     

明清之际士人政治路向的群体分化略论

明清之际,士林的政治路向选择趋于对立,分化为规模庞大的遗民和贰臣群体。其分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从社会思潮看,与理学和心学的反复激荡有关;从政治生态看,与明季的体制弊端和党派争讼有关;从民族意识看,与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化守护意识有关;从群体特质看,与个体本位或家国本位的文化品格有关。诸此因素的叠加,影响着易代士人在政治伦理与现实功利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最终导致士人政治路向群体分化。     

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

清末民初正值中国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身处其间而行将消亡的士人群体一方面不得不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学习和传播旧学新知的使命,一方面还要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觅得谋生之所,他们的身心承受着历代士人不曾有过的多重裂变。如果要深入了解此一时期士人经受着怎样的社会认知、行为应对与心理调适,就有必要以个案的形式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完整的考察。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澹庵为研究个案,通过引入乡会试同年齿录可以考证出原本履历不详的澹庵为籍贯江苏吴县的癸卯科进士孔昭晋。孔昭晋从应考入京出仕,到还乡参与地方自治,再到隐居整理地方文献,这一从"国政治"到"乡政治"再到"乡文化"的退避嬗变,勾勒出近代士人在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一种伴随着焦灼与泪痕的生命轨迹。     

宋代制科与士风——以仁宗朝为中心

宋代制科与士风关系甚密,这以仁宗朝最为典型。制科自仁宗天圣七年复置后,较之前朝,科目增至十科,施行时间长达40余年,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连续性。当时士人或亲身应考,或谏言得失,以各自方式、立场处身其中,扩大了制科的影响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的现象。其意义在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赋予了士人直言犯谏的权利与精神,正与此期士人的议政风潮相互激荡;茂材异等科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布衣群体,引发了布衣精神的新变。     

忧患与超越--中国古代士人内心矛盾分析

中国古代士人,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从古至今,士人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其心理看,不出两面,既有政治依附意识,又具有反叛性格,故统治阶级对士人采用两手进行控制,即拉拢与镇压,从而形成其矛盾心理.掘其根源,由道统意识、超越意识、忧患意识、功名意识所致.     

南宋地方桥梁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时,地方士人开始积极参与大型桥梁修建活动,并且以资金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为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主体,政府施政能力的萎缩为士人参与地方桥梁修建活动提供了空间,社会观念对"富"的批评为士人提供了参与桥梁修建的舆论支持,佛教徒也为士人参与桥梁修建活动做出了表率。士人参与桥梁修建体现了士人对地方事务的关注,通过参与桥梁修建等活动士人获得了舆论的好评,也获得对社会事务某种程度上的解释支配权,这成为新的基层社会势力成长的标志。     

宗教、政治与早年格拉斯顿的择业之道

大学时代是格拉斯顿思想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格拉斯顿从政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其间,围绕未来人生道路的方向选择——"职业选择问题",格拉斯顿经历了从执意充任圣职,到最终转变观念打定主意从政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深刻反映出当时的格拉斯顿对于宗教和政治的基本态度及其对宗教-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变化。格拉斯顿的"弃"教从政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宗教理想,相反,出于对政治与宗教之间工具-目的关系的内在考虑,格拉斯顿把从政视为服务于宗教的有效途径。他深沉的宗教气质预示着政治生涯早期宗教将对他的政治观及政治立场起决定性影响。     

学人从政的糊涂与尴尬

从历史看,学人从政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文化生态现象。若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现实政治,其政治上的理想以及试图担负起救亡御侮的历史使命,或许成为文人学者从政的一种催化剂。进入权力后,如何实现其政治理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否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或相反,其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仅以民国著名学人朱家骅为例,或许能看出一个从政学人在权力中某些时候的糊涂与尴尬。     

苏轼乃为国士论

"国士",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身份",有别于历史人物在具体政治制度中的品位与官职,其往往是在品评人物时所使用的非官僚化、非正式性且带有赏誉性质的清言术语。所以,"国士"不是人物的政治标签。"国士"是优秀士人中的精英,其命运往往与国运紧密维系,体现着时代的兴衰走向与主流精神。从历史演变轨迹看,"国士"乃由原初的智者、勇者演变为传统优秀士人中的精英,作为一种极具历史传统的"美誉"频繁出现在历史诗册论著中。苏轼乃为"国士",也可以说是历史给予的一种文化价值上的认可。因此,从"国士"这一特殊的历史身份探讨苏轼的思想状况与文化品格,贴近历史原貌,挖掘独具魅力的人文精神。     

范仲淹对宋初士人精神的影响

北宋建立之后,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士人政治地位提升。士人面临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又鉴于五代士风的消沉萎靡,因而大力提倡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士人风貌开始转变,范仲淹是引起宋初士人风貌转变的标志性人物。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修养,不断完善个人操守,形成重名节、重人格的精神品质,并在仕宦实践中身体力行,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言行对当时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特质,成为时人的精神楷模。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