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兵

晋察冀民兵是在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建立和壮大起来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民兵的任务是进行游击战、配合部队作战和担任抗战勤务。民兵的军事战术有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扭击战和伏击战等。在民兵队伍中,由于有党的政治动员、党员的带头作用、有组织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组织的民主性等原因,民兵成为打败日寇的重要力量,同时民兵也是主力军与游击队的助手,是主力军的重要兵源。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战时发行研究

日军的严密封锁以及出版物的输送内驱力催生了战时发行,由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适应游击战争的战时发行网。为保证书报顺利发行,中共采取“认亲”等方式建立与群众的良好关系,依靠群众设立秘密交通站,将发行网隐藏在群众之中。在自建发行网难以满足战时需要的情况下,与地方交通系统、地方团体、通讯网合作共同承担发行任务。为应对日伪封锁、搜查,采取设立预备站、约定接头地点、伪装发行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多种战时发行策略保证了出版物顺利送到读者手中,激发了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20世纪40年代前期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治蝗述论

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军民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历史表明,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甚至与民心向背、政权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村选看村政权的嬗变——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村政权主要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中,晋察冀边区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年一度的村选从村政权的组织机构和村干部的身份两方面来着手改造村政权,使之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实现了村政权的嬗替.     

从村政权改革看民主建设的发展——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彻底开展民主运动,高度发扬民众参政热情,建立坚固的民主政治基础以充分发挥民众抗战的积极性与自主性,是保证抗战最后胜利与完成建国事业的主要条件。为健全民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健全与改进边区村政权成为边区民主建设的主要工作之一。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村政权,主要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中,主要职责是完成官府交给的催征钱粮、征收摊款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在边区大规模的开展村选运动,废除封建的以户为基础的闾邻制度,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和村公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大幅提高,民众的参政热情高涨,为取得抗战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晋察冀日报》与抗战新文化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作为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和旗帜,是边区抗战新文化传播和建设的主要载体和渠道,在充分发挥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大力推动边区大众的文化运动,发展和繁荣边区文艺,建立、发展边区的出版发行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析晋察冀边区的联合县政府

联合县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普遍存在于晋察冀边区的一种新的县政权形式。它是为适应敌后根据地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而建立的，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变化。联合县政府具有与单一县政府不同的一些特点，在长期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的实践探索——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的社会舆论表达为中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积极参与生产,勇于参政。随着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促进了她们群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的社会舆论表达。她们提倡妇女解放和生产、婚姻解放,宣传妇女参政和妇女教育,参与抗日宣传表达等。通过妇女组织引领社会舆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活动扩大了舆论传播力,同时也推动了自身解放。     

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社会阶层状况的变化及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沿,社会阶层结构及各阶层相互关系经历了激烈的调整和重构,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引发了根据地所属区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预决算制度简析

预决算制度是晋察冀边区在财政建设过程中所创立的有计划收入与有计划支出的战时财政管理制度。此制度既有效地保障了根据地的抗战供给，也为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各级干部的财政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大起义与人民军队的创建

中国工农红军是在武装暴动的基础上,通过与工农武装割据互相依托而创建的。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所组建领导的军队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具有的不同于以往军队的特点,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地武装起义中探索建军治军规律,逐步深化和完善对创建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认识,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创造了条件。     

跨境民族共振效应与边疆地区的和谐发展——以云南跨境民族为例

云南是我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26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在云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在宗教信仰、跨境婚姻、族群文化、族群认同、政治认同、行为规范等方面程度不同的存在共振效应,这一效应往往影响和制约着边疆地区的和谐发展。     

彭桂萼的边疆研究述略

彭桂萼的边疆研究成果丰硕，代表性论著有《双江一瞥》、《西南边城缅宁》、《边地之边地》、《勘定滇缅南段界务后整理云南西南边务建议书》、《双江的茶业》、《顺镇沿边的濮曼人》和《耿马改县雏议》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云南重要的地方文献之一。     

晋察冀边区中等教育研究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在战争年代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创办一种特殊的中等教育.该教育形式,既肩负着普通教育的任务,又承担着干部教育的职责.在办学性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课余活动等方面,均能体现出这两方面的教育功能.晋察冀边区的中等教育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救国大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新时期我国边境地区的发展研究——以广西边境地区为例

以广西边境地区为例,在分析其经济发展现状、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广西边境地区发展的一些建议.     

塘子边村彝族祭祀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塘子边村彝族的祭祀文化从历史的纵向分析,亦随着地理生存空间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着变迁,主要表现出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的祭祀文化多样性生存逐步消解,传统祭祀风俗习惯不断被现代文化所遮蔽,凝结民族智慧的祭祀礼仪后继乏人,现代人类文化的普同性逐渐取代传统祭祀文化的多样性的特点,其间国家力量、群体互动、理性选择等因素成为祭祀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存续祭祀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抛除不合理理念,才能顺应时代发展.     

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

自乾隆中叶以至清末,八旗蒙古人物长期为清廷守边治边。作为清廷倚重的边疆重臣,他们为清代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勤于著书立说,总结治边经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遗产。八旗蒙古人物在清代边疆治理与开发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边疆治理的一些积极思想主张,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发展边疆民族地区远程教育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工作,是促进电大远程教育创新性建设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工作.云南电大通过一年多的实验、探索,通过把好入学关,完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辅导等手段,使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模式得到初步构建,教学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招生规模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