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晚清民变研究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开启了为期十年（1901—1911年）的“新政改革”。新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也是最具近代化意义的一次大变革。这场变革激化了民间与政府的矛盾,也激起了遍布全国的民变。民变斗争既阻碍了新政的进一步实施,又在根基上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加速了清廷的灭亡。从多种角度试析清末新政与晚清民变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提供经验借鉴。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谣言

清末新政期间,各地“讹言繁兴”,谣言蜂起,并逐步汇合为强大的反对新政的社会舆论,最终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新政时期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相当大的联系。由于当时社会的急剧变动、普通群众的落后意识和清末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捐税负担,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驱使普通民众视清末新政为“病民之政”,因而不断信谣传谣,乃至掀起反对新政的武装斗争,冲击了新政的深入开展,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的统治。     

新旧杂糅的清末民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是中国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 ,社会内部的变化及王朝末年的病症接踵而起 ;184 0年后列强入侵 ,更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清末民变既是传统民变的延续 ,其原因、目的、形式、口号可在历代历朝的造反中找到先例 ;但近代社会转型以及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濡染 ,又引发形式各异的新民变     

清末十年湖南民变论略

清末（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湖南民变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其形式,既有抗捐抗税抗租与抢米风潮,也有秘密会社起事、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及反洋教斗争等。这一现象,既是清末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同时也与当时湖南自然灾难频仍有密切关系。尽管这一时期的民变大多属于“原始”的反抗,具有自发性、分散性等特点和不足,但它对于推动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安徽习艺所初探

清末新政时期,安徽政府积极举办各项新政,创办习艺所为其中一项。习艺所的创办,对维护安徽社会的稳定、促进安徽实业的发展以及保存民间手工技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开办经费的困难,习艺所的积极作用有限。     

长沙抢米风潮:清末转型时期的城市民变

清季长沙抢米风潮是由传统向近代急遽转型的关键时期民众暴力行为的典型性案例。作为传统内陆城市的长沙,在向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因社会失序造成游民群体数量大增,但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社会主流传播渠道等仍宥于传统而未发生真正的近代转型,在此境况下,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缺乏制度性的表达渠道,只能付诸传统的暴力方式。     

试论清末华北乡村社会结构失衡与民变

清末华北有相当数量民变的发生,其深层原因是由于自太平天国以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失衡及"新政"加剧这种失衡所致.当"新政"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基层社会推行时,乡村中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关系便发生进一步错动;而这种错动在触及到既得利益群体时,发生抵制冲突也就再所难免.     

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的设置

自开商埠是近代中国区别于条约口岸的口岸类型,1898年首批自开商埠设置之后,清廷曾下令“展拓商埠”,但除了广西南宁之外,应寥寥。大量商埠的自开是1901年以后的事。此时,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教训,在新政的有力推动下,自开商埠开始成批涌现。新政期间,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数量多,而且城市的规模等级也明显提高,自开商埠成批出现,不仅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而且有利于所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教育思想初探

从袁世凯教育改革思想的产生及其废除旧科举、倡导新教育等内容进行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其教育思想和实践对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     

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城镇管理机构的变革

1901年到1911年的清末新政时期,城镇政府管理机构朝着司法与行政分开的趋势发展,出现了如警察和城市自治组织等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的城镇管理机构改革,蕴含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它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历程中有益的初步尝试,对当时及其以后的中国城市管理改革有着深远影响。     

晚清新政的困境--以官制改革为中心

1901-1911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为顺应时代发展而进行改革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其自身的统治危机.但由于清政府未能积极有效地处理这些困难,因此官制改革虽然改变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格局,但无法达到既定目的,没有解救自己,也没有借官制改革为新政建设创造条件.     

论晚清立宪派的改革活动

晚清预备立宪期间，立宪派以变革政体为核心进行全面社会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政治上鼓吹立宪政治，发起请愿活动．以促进早日召开国会；经济上积极提倡兴办实、世；文化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促进地方自治，提倡文明风尚。立宪派的政治目标虽没有实现，但促进了社会进步。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清末新政教学之管见

对于清末新政，尽管近年来出现了较为理性、客观的评价，但传统的“反动”、“骗局”说仍较流行。特别是在教学中，传统的观点对学生形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既不利于对清末新政的客观评价。也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教学中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理性地看待清末新政，以便尊重客观事实，公允地评价清末新政。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与考试改革的应对失措——以“区分度/文体”互动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除了内容方面饱受责难的"所用非所学"之外,还突出体现在清廷对区分度与考试文体这一关系互动的长期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积重难返。八股文体中"大结"的祛除使得清前中期科举考试面临严重的考试区分度下降问题,清廷通过引入试帖诗来提高考试区分度,但随着士子文体方面调适的完成,区分度问题再度凸显。随后科场关注点后移至相对繁复二、三场,在经、策"满卷获隽"暨区分度提升的同时,"公羊"与"杂学"亦羼入考试并使得文体变得驳杂。而清季朝廷进行的科举改革并未将这种文体驳杂情形视为一种改革决策时必要的考量出发点与客观存在,而是采取基于八股文体窄化的"普通学"改章取向,与原有的文体驳杂一道开启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科场驳杂与意识形态的驳杂之局,这在客观上因应了当时"革命初潮"的形成并在考试与体制内部不同程度销解了士子阶层对于清廷的向心力。     

清末江西新式学堂的成效探析

过去学者对江西新式学堂作过不少研究,普遍认为江西新式学堂居于全国的前列,对新式学堂所起的作用评价较高。在顺应清末新政的潮流下,江西新式学堂开始兴起并有所发展,但在清末国弱民贫、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推行新式教育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绩,江西新式教育取得的成绩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高。     

中国教科书审定制之嚆矢——试析晚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

190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的活动正式实施,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了清朝统治集团被时代潮流裹胁,向着现代教育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晚清学部第一次根据国家统一的教育宗旨、学制课标准,统一制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审定之标准、审定之项目、审定之时间范围、审定之科目数量及具体书名,旨在求得学校教学用书、教学内容上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对全国的新式教科书起到榜样与督促作用.     

略论墨学在清末民初繁兴之原因

清末民初墨学之繁兴由当时的社会转型环境与学术自身发展理路所决定。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墨学的思想和精神为之提供学术解释和智力支持,这一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是其得以兴盛的基本原因;近代社会转型下的自由学术环境,也有利于墨学学术的发展;清代学者对墨学的奠基和研究方法的近代化,亦促成了墨学研究的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