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武当宫观经济收入初探

明清时期,武当道教由鼎盛走向衰落,这固然由于明清两代皇室对武当道教政治态度不同所致,也与两个时期宫观经济收入的多寡有密切关系。概括而言,明清武当山宫观经济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皇室御赐钱物,田地租课、香税、布施功德等。本文拟根据明清《太和山志》及碑文资料对明清时期武当山宫观经济收入作一些初步探讨。由于资料的限制,有些收入只能举例予以说明。     

武当山宫观匾联伦理思想浅析

武当山道教宫观建筑中有许多匾额、楹联,蕴涵着富有武当特色的伦理道德思想,认真研究、挖掘其突出道教信仰,宣扬诚信向善的积极意义,对现代道教宫观匾联布置将起到启发作用。     

安世霖与1940年代北京白云观的宫观改革——以《白云观全真道范》为中心的探讨

《白云观全真道范》是近代白云观乃至道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宫观改革文本.作为近代道士自我革新与自我教育的开拓者,《白云观全真道范》的制定者安世霖在现代宫观制度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安世霖改革近代宫观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宫观组织、宫观道士教育、宫观管理、宫观经济等方面.尽管安世霖的历史命运与结局极为悲惨,但是他革新白云观的实践,不仅仅在白云观历史,而且在全真道教史上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明清沿海卫所道教宫观运作与地方互动——以温州金乡卫为例

卫所的宗教信仰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在明清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受到国家典章、人群流动、地方治乱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向。沿海卫所道教宫观的日常运作往往由本地道士负责,统属于府县道纪、道会司来进行监督和管理。随着海防压力的陡增和卫所军力的衰颓,本地道士逐渐掌握了宫观的控制权。进入清代,在新的制度背景下,这些道教宫观的“卫所”色彩已经褪去,与城外府县的宫观并无二致,完全融入地方道教的传承系统之中。     

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期，然而有关史料所载道士、女冠及宫观数字却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唐代道教发展的规模。本文考察了唐代道教宫观，道士和女冠以及伪滥道众的实际情况，认为唐代道教发展声势浩大，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宗教政策与贵州道教

明代是贵州道教史上最繁盛的时期,究其原因,约有三点。即:明代帝王尊崇道教,上行下效,官吏大建宫观;利用道教控制人民思想;重方术、轻全真、道教的民间化、世俗化适应了贵州下层群众低水平的宗教需求。     

道教宫观建筑中的养生意蕴

道教宫观除了作为道教信徒讲经习道、从事宗教活动、聚居的场所之外,还有着丰厚的养生意蕴。具体表现为:道观的选址讲究养生之功、道观的布局遵守养生法则、道观的色彩装饰注重养生之喻、道观的建造以神仙宫阙为蓝本。道教宫观以此方式,来实现人们对于身心康泰的追求及表达对长生成仙的追求。     

清代武当山志考略

清代武当山的地位不复明代之盛,武当道教也渐趋衰微,但武当山志的编修并未中辍,仍然保持着优良的修志传统。文章运用文献学方法,全面考察了清初四部山志的成因和特点,指出武当山志的编修,不仅没有受到道教衰微的影响,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从而突显出武当山修志事业的连续性和山志文化内在的生机与活力。     

武夷山古代道教文化探略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 ,其历史渊源与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联。武夷山是福建道教主要的活动地区 ,其丰富的历史宫观及历史人物对福建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玄天上帝崇拜在武当山志中的宗教文化意义

玄天上帝由物象神格崇拜到道教神格崇拜,是中国特有的宗教文化现象,尤以武当道教崇拜为甚。而玄天上帝崇拜在历代武当山志中的宗教文化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是特殊地缘道教文化现象在武当文化中的一个反映,并且在山志各条目中贯一始终,成为本山宗教文化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