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瓷器与宋代雅俗休闲文化

宋代始有官窑烧制瓷器,由此,宋代瓷器生产形成了官窑与民窑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两种不同风格的瓷器,实则是宋代雅、俗文化的折射。以“定、汝、钧、官”为代表的官窑瓷器,装饰风格主要追求釉色的变化,其思想实则反映了宋代文人“道法自然”的审美标准;其器形追求秀美小巧,兼实用和欣赏两用,尤其是清供器、茶器、陈设器的大量出现,表明了宋代休闲雅文化中“玩物适情”的审美要求。而民窑器则更具有宋人休闲文化的世俗特征,其装饰风格多样,体现了南北迥异的审美趣味;其装饰题材多为世俗生活,折射出传统儒家以“仁、义、孝、悌”为基础的家国观念的休闲意识。     

客家传统制器思想初探

客家传统器用制作凝聚着客家人的勤劳智慧,处处反映出制器的思想。这些制器思想在关注器物实用的基础上,注重“象器统一”、“道器统一”、“形器统一”与“制器统一”,这些又紧密结合统一,并回归于《易》制器思想的初意。这些表现出与中原文化的一脉性;同时与封建正统文化中鼓吹的“重道轻器”,甚至“道、器”对立等思想大不相同。成为维系该民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核力。     

水与宋代山水园林

宋代园林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风格而著称于世,水是园林艺术中最具魅力的要素,园林选址大都凭借水势,依山傍水而尽得自然之灵秀,同时注意水与园林中其它景观的巧妙融合,使景观成为富于变化之中的统一整体,以此体现宋人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和尽得山水画之意境的人生情趣。     

论宋代小说的“由虚入实”之原因

唐“虚”而宋“实”是后人对唐宋小说实际现象及各自特质的揭示和评价。造成宋代小说“实”之状况的原因有这样几点：晚唐小说由虚构铺衍向征实补史演变给宋代小说发展定下基调；宋人小说观念有浓重的求实意识，唐代小说“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助长了宋对前代小说盛行的考据求实之风，在对唐小说虚构成就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以偏概全，误将虚构当做虑幻加以攻击；宋代统治者对小说既以之消遣，又斥其不实；宋代史学发达，取小说入史，宋人更强调了小说以补史为标准，以纪实为手段，以鉴诚为目的；宋代党争激烈，文网日张，给小说的虚构以沉重打击。     

宋代陈设艺术的意匠营构

本文从社会文化视域入手,首先分析宋代复古思潮、文人意趣兴起的成因及其对陈设艺术设计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在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背景下分析以家具陈设为主体的器物形制与搭配方式,探明宋代陈设艺术辉煌成就背后所蕴含的设计文化,为重建中国“当代中式”设计独立话语系统寻求源头活水。     

汉代铭文研究的新篇章——评徐正考博士的《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宋代。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图录类，以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为代表；款识类，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为代表；考释类，以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为代表。在著录体例、器形的绘制描述、铭文考释以及器物定名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宋人关于汉代铜器铭文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杜甫诗论的审美新追求

杜甫诗论的审美新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兴”、“意”并重论既总结了传统的抒情说,又开启了宋人的尚意之路;言“法”之语是宋代诗学“诗法”论之滥觞;雕琢而后有“神”的追求与宋代诗学之主体精神一脉相承。     

藏物·赏心

正审美具有时代性,由精英阶层所引导的审美,则为一朝之气象。宋代以降,文风盛行,上至达官士夫,下至文人阶层,整个社会风气都透露出一股精致之气,甚至出现摹古风潮。而晚明由文人所缔造的生活方式,则将精致之气演化成君子的精神旨归。今世之人,格物置景,不管宫廷之器,还是文房之物,甚至佛像供器,皆可雅望旧时风华。以物质生活的古雅,成就精神世界的精致,当为君子之追求。先人造物,便于物中凝固一个时代的器用之美。《北齐书》有载:"世以古物,历代宝之"。先     

茶文化与宋词的世俗化及士人生活的雅化

宋词以反映宋代日常民众生活为主体,饮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逐渐为词人所接纳。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以词写茶,世俗生活与高雅文化的完美契合,使宋人笔下的茶词别具一格。宋代茶词中涉及的饮茶民俗丰富多彩,茶词作品种类繁多,既展现了宋人世俗生活的闲逸之情以及宋代文人的精神风貌,也承担着中国茶文化传承重任,成为我国饮茶民俗的重要文献之一。     

论《词源》词学思想形成与宋代文化的关系

一种文学思想的形成往往不能脱离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张炎《词源》中提出的存“骚雅”、有“意趣”、风格“清空”的词学审美理想,与宋代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尤其是诗文审美取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文人注重以儒家为本,以释、道思想为辅的人生态度,追求不离世俗而又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在诗文创作和欣赏上,宋人重视作者心性学养在作品中的体现,同时崇尚淡泊高远、空灵含蓄而意蕴丰富的艺术境界。张炎《词源》的词学主张正是宋代的文化取向在词学思想中的反映。     

论宋人对刘禹锡诗歌的经典诠解与吸纳

刘禹锡作为中唐独具特色的诗坛大家,其诗能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影响了晚唐乃至整个宋代诗歌。而刘诗传播的高潮时期正是在宋代,因而宋人在刘禹锡诗歌的解读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诗学观值得关注与探讨。宋人刘诗观可概论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政治讽刺诗：欲拒还纳之“怨刺”;其二,咏史怀古诗：精警深微之绝唱;其三,民歌体乐府诗：“奔轶绝尘”之天籁。可见宋人经过初期长达百年的仰视与模仿以后,已能冷静地阅读和分析唐人诗歌,从而拓展出了一套宋人自身的有关唐诗学理论。     

丝路携香:考古所见宋代熏香的繁荣与丝路贸易

考古发现的宋代遗存中,有大量以熏香、闻香、礼香等香事为主旨的考古图像和各类设计精巧的香器、香具,展现了宋代文人士绅钟爱熏香雅事的社会风尚,相关材料散见于宋代砖石雕壁画墓和窖藏、瓷窑中。传世作品如宋诗、宋词、宋画中,描绘宋人用香之处亦多。宋人爱香,一方面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精细化和宋代文人倡导专修自身、务品尚德的思想以及广泛的佛道信仰相关,用香于敬神礼佛之中成为风俗。另一方面,宋代社会对香料的喜爱和广泛运用,更有赖于经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而来的域外香料所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丝路繁华的香料贸易也为宋代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     

宋代散文与文学传统

宋代散文是中国文学传统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文章从宋代散文对文学传统中的积极用世、干预现实的一贯精神、复古重道的创作观念以及“古文”创作传统的继承、对前代文学体裁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等角度，深刻阐述了宋代散文与文学传统的内在联系，以及对文学传统的丰富、补充和发展。     

论宋代诗歌中的管仲评价及文化意蕴

春秋时期的管仲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为后人传颂。入宋以来,赵宋王朝积贫积弱,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地位,管伸“攘夷狄”的成就多次为宋人提及。现以《全宋诗》为中心,辅以其他宋代典籍文献,勾勒宋代诗人对管仲功业、品德、治国政策等的评价和接受,为分析宋代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提供佐证。     

劳作角力与游戏消闲:宋代文学批评取喻对象的生产生活化

宋人生活情趣盎然,善于观察,在各类文学批判中广泛以生活为镜,以生活为喻,在诸多劳作、角力和游戏消闲中感知、发现文学创作的规律、原理以及作家作品的特点与价值。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同样亦是文学批评的源泉。宋代文学批评取喻对象的生产生活化,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人象喻思维的特性,它是民族审美心理在文学批评中的"结晶"。对这类文学批评的梳理评述,虽对宏大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无更多的"促进",但却让我们对宋人文学批评的特色有更深入、更直观的体认。     

戴着镣铐的舞蹈——宋代游戏诗体在明清的新发展

宋代是一个＂以文字为诗＂的全新时代。集句诗、八音歌等杂体诗以及次韵等诗学游戏在宋代达到了高潮。在宋人开拓的诗戏疆域之内,明清文人进一步拓展并超越了宋人的某些成就,尤其在集句与戏曲的融合、八音体的双重限定与次韵形式的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清文人对演绎汉字诗意组合极致的强烈兴趣和高超能力。     

欧大任诗歌艺术特点浅探

欧大任,明代顺德著名诗人,“南园后五子”的领军人物。他生活于明朝中叶文艺复古之风甚烈的时代。文章对欧大任的人生遭际以及部分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分析,探讨他的诗歌的成就与不足,尝试勾勒出他的诗歌的艺术特点。     

论宋代人物角色象喻文学批评

宋代文人以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角色象喻其文学批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表达方式,活跃了文学批评的话语模式,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人的生活情趣与艺术追求,是中华民族象喻思维主导下的审美心理特色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剖析。     

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

柳宗元的“骚体文”因其文体的特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宋代受到一致好评。北宋时期的晁补之第一次大量地评点柳宗元“骚体文”,初步确立了柳宗元在“骚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南宋的朱熹在晁补之的基础上编订《楚辞后语》确定了柳宗元在“骚体文”创作上的经典地位。刘克庄对柳宗元“骚体文”艺术的高度认同,标志着柳宗元“骚体文”在南宋接受过程的趋于完成。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其中透射出宋人“古中求变”的决心与勇气。     

宋代传奇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宋人传奇因为不如唐人小说之华美而且道学气息浓厚,而常常为人所诟病。其实宋代传奇也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和意义。由于作家队伍、士人心态、题材来源、创作手法、语言艺术的不同,宋代传奇在创作动机、思想内容、艺术格局、审美情趣等方面相对于唐代传奇有了重大变迁。我们不应该忽视宋代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