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居士、名士和处士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它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种类有很多,最引人注目的当     

士、知识分子及其他

1 “士”、“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等同起来加以使用,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是士。不可否认,士与知识分子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二者的差别也不容忽视。对此,人们尚未予以充分注意,故仔细分析士与知识分子的差别,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士,具有一定意义。中国古代的士,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历史过程的独特内涵与性质,使之成     

论学士、硕士、博士的内在品质及其修炼

阐述了现行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认为学士、硕士、博士内在品质的规定性,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仍需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辨明的重大问题.指出"学士"应该是具有独立生存本领的人,把握了共同生活经验的人,理解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人;在此基础上,"硕士"应该是头脑丰富的人,立场坚定的人,有德性、有健全人格的人,是能够为社会贡献成果的人;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博士"应该是学贯中西之士,文理融会之士,情智双修之士,学问精深之士,守成创新兼备之士.     

对儒、道、佛中国语境之考量——读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马克思·韦伯借助儒教与道教、佛教的中国研究,分析了中国古时"士阶层"的形成与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且与西方的新教做了比较,提出了著名的代表神授权威统治的"卡里斯马"概念。他认为理性产业资本主义始终未在中国出现,术及哲学长期缺失,孝一直担当着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制约伦理,而其目的是维护官僚体制的权威性。     

从士文化传统看欧阳修的士情结

孔子"士志于道"的表述是对中国士文化本质属性的经典界定;道与势的博弈的历史运动形成了士文化传统的内涵。欧阳修士情结的实质就是要依靠对"道"的诠释来恢复知识、思想及信仰的批评力与有效性,从而让士阶层获得对抗皇权的话语权力,进而实现士的一个古老梦想:居于政治主体地位。综观欧阳修一生,不难发现士情结与其生平相纠缠的轨迹。换言之,正是一种难以抛却的"自主性"的士情结铸造了欧阳修的一生。     

儒家"士"的精神发微

"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士"阶层的存在,"士"精神的张扬,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士"精神,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士"的精神也具有多重性.从儒家角度来说,.士"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志于道".士"志于道",所追求的,是"仁"的精神,"礼"的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具体的展现出忧患意识、敬畏意识和担当意识.     

中国古代士人“仕隐”情结的矛盾心理探究

"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的士既有"士志于道"和"明道救世"的人文情怀,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情趣。"仕隐"情结作为互相依存却又互相独立的两个方面,反映在士身上,造成了主体本身的内在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也应该从互相对立且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仕"与"隐"两个方面去探究。     

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情结的历史文化成因

"咏怀诗"是中国古代文人诗的主流,文人们咏叹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悲郁.究其原因,这一生存心态、文化情结的生成,既渊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历史结构,也肇端于士文化特定的价值指向及士阶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植根于士文化与官文化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及价值归依.     

赵树理与中国的“士”文化

文章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是士人格精神的重要部分,而赵树理以农民的幸福生活为己任的情怀,正是中国"士"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反映.     

大树西迁,志励百年——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中“士”的精神

从孔子最先揭示"士志于道"算起,中国"士"的精神已延续了两干多年,虽说流风余韵至今未绝,但在当下也已经是罕见了。就在年轻一代中有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壮怀激烈时,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把现代观照极强的内容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加以展现,通过讲述一个以交大西迁为故事蓝本的三代人奉献西部的故事,把观众带回了一个有信仰、有梦想的年代,这部对曾经激荡华夏大地的"士"的精神重新召唤的戏剧,适时地提醒了当代人关于"士"的记忆。何为士?"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从繁华上海滩到荒凉大西北,一千五百零九公里的铁路载来的是苏毅等西迁之士。何为士的精神?士的精神是一种     

多维视角下高职教育“工士”学位制度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工士"学位的设立,是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体系的关键举措,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高职"工士"学位制度在湖北省的尝试,引发社会舆论与学术研究的多重争鸣与省思。文章认为"工士"学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创新,其必要性源于社会进步性需求、教育内生性需求与学生发展性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工士"学位的实现策略应从三个方面推进:在思想层面,需统一原则化认知;在制度层面,应完善高职学位制度的规范化体系;在实施层面,应构建"工士"学位授予与评价制度——制定学位授予标准、审定学位授予权并健全学位评价机制。     

徽商四民观探微

中国传统的四民观起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即将民众按士、农、工、商四大社会职业来划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带有强烈的等级性、阶级性的传统四民观才真正确立。士为尊,而农则为立国之根本,商人则位于社会的最底层。面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四民观带来的心理压力,徽商将治生纳入传统的价值体系,对商农关系、士商关系进行改造,确立了新的"四民"观念。     

谈日本"职业技能士"的特色、模式与借鉴

在日本,"职业技能士"是一种职业资格,也是职业训练指导员进行研究生层次教育的一种途径.我们应借鉴"职业技能士"的培养经验,设立针对中职教师研究生层次教育的专门制度,授予"技术硕士"学位或"技术培训师"职业资格.     

简论士、知识分子和士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之士肩负知识和道义的职责,在道统与政统的夹层中艰难地生存。在近代的大变局中,士被时代潮流所裹挟,义无返顾地嬗蜕成较有独立品格、较为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士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晚清小说家典型地体现出这一转型所呈现的生动活泼的状貌和特点。     

从王莽改制看中国士大夫阶层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

<正>西周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封建制国家,这种封建制最大的一个支柱就是"宗法体系"。正是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出现了"士"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士"积极寻求自身的变化,从传统的贵族化教学中走出,根据现实情况的需求,开始了新的学习。他们普遍把侧重点放在政治权术与军事技术的学习上,以适应当时的需求。因此,"士"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产生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墨     

徽商"士商平等"的经济伦理及启示

徽商为生存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士商平等"经济伦理,其实质是"士商异术而同道",徽商在商业实践中以义为利,奉献社会,实现"士"的情怀,从而赢得300年的商业辉煌.在徽商的经济伦理视野下,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吸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树立现代社会意识,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从高中散文、诗歌看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情怀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群体,在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爵是读书人一辈子的梦想,也就由此而形成了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士大夫阶层。《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在孔子的心中,但凡严于律己、忠君爱国之人皆可称之为“士”,如此看来,“士”和“君子”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也不能将“士”和“知识分子”“君子”混为一谈,“士”更     

论董仲舒《士不遇赋》中的士人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现实生活中的士人往往处于两难之境,既要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又要迎合世俗,故形成社会环境与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董仲舒《士不遇赋》集中阐述士"遇"与"不遇"之关键在于其生存的时代,士之处世则应以"正心而归一善"为标准,勿为世俗而丢弃人格,旨在论述特定时代中士人的处世之道。     

论董仲舒《士不遇赋》中的士人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现实生活中的士人往往处于两难之境,既要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又要迎合世俗,故形成社会环境与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董仲舒《士不遇赋》集中阐述士"遇"与"不遇"之关键在于其生存的时代,士之处世则应以"正心而归一善"为标准,勿为世俗而丢弃人格,旨在论述特定时代中士人的处世之道。     

春秋战国武士的品质对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启蒙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性质逐渐由武士或文武不分向文士转变,至战国中晚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阶层并成为"四民"之首,"士志于道"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象征。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梁启超以国家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这些游侠的武士品质,日本的武士道与斯巴达民族精神中重复仇、惜名誉等相异性的人格特质,也就成了梁启超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重要启蒙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