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兴文社——兼述甘肃士子科考盘费来源的其他途径

清代甘肃有16个州县设有兴文社,兴文社的职能主要是为本籍参加乡、会试士子资助盘费。康熙初年陕甘析治,两省分闱却迟至光绪元年(1875年),分闱前甘肃士人乡试要远赴西安,会试又在京师举行,路途遥远而致盘费高昂,加之甘肃地处边远,隶属瘠贫之区,兴文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另外,甘肃士子科考盘费尚有其他来源途径。     

清代两湖南北分闱再探

由于湖南士子需要经过洞庭湖至武昌参加乡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了他们应试的积极性,而且湖南的中式人数远远少于湖北,这引起了湖南士子的强烈不满,他们强烈呼吁两湖南北分闱。康熙朝有三任湖南巡抚多次上奏朝廷,力陈两湖南北分闱,为两湖南北分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雍正元年,清廷下诏允许湖南设立贡院,单独举行乡试,湖南社会各界长期盼望的两湖南北分闱终于实现。笔者利用《清实录》、《钦定科场条例》、档案史料、文集和方志等文献,详细爬梳两湖南北分闱的原因、过程以及新建湖南贡院的情况,以期将湖南科举史,乃至清代科举史上这一重大的事件完整展示出来。     

基于清代书院举人科举应试制度探究

在清代,如果士子中举,就会失去原本官学学生的资格,但是举人仍然需要读书应试。于是,至清代中后期,各个地方由官府创办的专课举人书院就应运而生,专收举人来进行应试教育。     

基于清代书院举人科举应试制度探究

在清代,如果士子中举,就会失去原本官学学生的资格,但是举人仍然需要读书应试.于是,至清代中后期,各个地方由官府创办的专课举人书院就应运而生,专收举人表进行应试教育.     

光绪癸巳科广东乡试史料(上)

清代的科举制基本沿袭明制，每三年举行一次，分四级进行考试，第　一级为童试，取中者为“秀才”；第二级为乡试，取中者为“举人”；第三级为会试，取中　者为“贡士”；第四级为殿试，取中者为“进士”。因科举是清政府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　统治者对它极为重视，称其为“抡才大典”。为杜绝场闱中不断出现的种种弊端，清廷在对　临场考官之监试及应试考生之答卷等方面，均做有极详明的条例规定，并于每届科试前，一　再严申历朝有关圣谕及科场例禁，以对考官及士子进行警示。现从馆藏档案中选出光绪十九年（癸巳，１８９３年）广东举行乡试的部分史料，予以刊布，供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参考。——编选者丁进军     

清代陕南的地方条规与乡治

从现存碑刻所载地方条规,可以考察清代陕南地方乡治。作为制度规范的条规,作为乡治主体的乡保与绅耆,以及或隐或显的官府影响,共同构成了乡治的秩序。由于官府的导向作用以及士绅的儒学背景,使陕南乡治内含传统伦理道德精神。     

清代陕南的地方条规与乡治

从现存碑刻所载地方条规,可以考察清代陕南地方乡治.作为制度规范的条规,作为乡治主体的乡保与绅耆,以及或隐或显的官府影响,共同构成了乡治的秩序.由于官府的导向作用以及士绅的儒学背景,使陕南乡治内含传统伦理道德精神.     

《清代硃卷集成》的《诗经》学史料价值

《清代硃卷集成》中录有清代习《诗》士子履历、《诗经》义试题、士子答卷及考官评语等,故于《诗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由此窥视普通士子的习《诗》情况,二是可见科举考试出题倾向对士子《诗经》学风的影响,三是可反映清代《诗经》学的发展变化。     

江西公藏宾兴资料简介

"宾兴"原指周代选拔人才的活动与礼仪,如文献记载"周礼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1]572清代,各地兴起了资助士子路费、帮助其完成科举考试的组织,它们往往以"宾兴"为名,以合上古之制.江西的公藏机构中保存有不少宾兴原始资料,本文对这些资料作初步解读.     

四川新都“义和团”辨析

《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刊载的熊敬笃《新都县档案馆藏清代地契档案》(以下简称《新》文)一文说;“地契档案中,有义和团两次购买田地的证据。五十一号和七十二号地契,记载着同治十三年(1874)义和团在新都老村二甲(今河屯乡附近)买田置地。地契中有组织名称、总领姓名,并经官府针印公证。时隔七年之后的光绪七年(1881),同一组织、同一总领又在     

雍正四年停浙江乡会试始末

科举考试是隋唐以来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补充官员队伍的重大举措,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皇帝甚至亲自主持殿试。科举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却禁止浙江一省的士子参加当年的乡试和次年会试。这种停止一省士子参试的做法,几乎是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关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历来史家观点都     

清代的户口循环册

正户口循环册(下文简称循环册)~(1)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册籍之一,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由循册和环册两部分组成,一存官府处,一存保甲长处。相关人员将规定内容填写后,在规定时间内呈送官府核查、缴换。循去环来,循环往复。循环册记     

《河州二十四关图》与河州二十四关

临夏州档案馆现保存一帧清代光绪年问《河州二十四关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河州（今临夏）官府绘制的最早的一张原始地图,是馆藏最珍贵历史档案之一。     

从南部档案浅析清代地方司法中的保释

清代地方司法中的保释是指案件在审理结束后,部分诉讼参与者被官府管禁,由保人向官府提交保释请求,待承审官批准后解除其管禁状态的司法活动。它是清代一项基本的司法程序,也是官府为了震慑、管理讼民,维持基层司法稳定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司法实践之一。保释程序的相关环节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清代法规对保释有诸多制度性规定;一方面承审官对保释的审批有时并不以也难以将"法律"作为唯一依据。保人利用保释策略企图达到保释目的,而承审官个人的治讼理念与怜悯之心等因素同样会影响到其审判结果,反映出官民在司法领域但又基于法律之外的一种博弈互动。本文以南部档案中从道光七年(1827)至宣统三年(1911)的193件保状档案为主要资料,结合清代律例、官书,拟对清代司法中的保释及其程序运作中的官民互动作一考察。     

论先秦教师的道德标准

西周王朝私学与官学并行,私人办学之风兴盛,"学在官府,教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变成了学问下移、学在民间的开放局面,这种状况给渴望得到知识的平民子弟和士子们带来便利,也逐步形成了对教师的道德、观念、学问等各方面的评定。     

南部县档案馆发现零散清代档案

日前,南部县档案馆在整理和数字化馆藏民国档案时,发现了一批零散清代档案。这批清代档案约三、四百件（一事一件）,主要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官府文书和民间文约。这些档案无疑是对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被发现、现已进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的完善和补充。     

档案馆文化属性的发展与演变

（一）古代档案馆的性质 纵观我国档案史,具有档案馆性质的古代收藏档案的机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周代的天府,将中央各机关地方官府形成的最重要的档案正本收藏其中;汉代用来收藏秦代律令图籍的石渠阁;汉代的东观、兰台：唐代保存各级官员履历、政绩的甲库;宋代及沿用至清代的较完备的各级价格库;明代专门保管赋税役册的后湖黄册库;清代保管皇室宗谱、谱牒、实录、起居注的皇史晟等,特别是宋代以后的档案管理机构,     

兰州黄河铁桥档案

（清光绪三十二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共571件,保存于甘肃省档案馆。该档案记载清代末期中央、地方各级官府衙门和德商天津泰来洋行关于中外签订建桥合同,奏请中央批准,自欧洲订购桥料海运天津,转运郑州,华洋工匠在黄河之上成功建造具有近代风格的第一座铁桥的实况,     

晚清陕甘分闱述论

光绪元年陕甘分闱,是清代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咸同之际,为筹措军费,捐纳广开,遂造成仕途壅塞不堪的情状。陕甘分闱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获准,且伴有增额,其意义已不只是一个区域科举政策调整的问题,既包含着清政府筹边政策的调整,也不乏疆臣与枢臣博弈的成分。     

康熙“重农抑商”经济政策探源

清代康熙年间,统治者为保障农业,稳定社会需求,采取鼓励百姓参与农耕,抑制商业行为。官府严格限定从商人员资格,增大赋税力度,打压商人经商利润,扶持农耕。这种"重农抑商"措施虽能加强封建集权统治,却对清朝国家实力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