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倡导——以刑事司法为分析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司法中,应坚持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理念。从制度基础、法治进程及法官素养等层面看,司法能动主义不应过度提倡。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看,我国的刑事司法意识形态应是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贯彻,需坚持几个规则:适用于法律疑难当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及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性。     

试论“泛文学化时代”的文学——在商洛学院的演讲

当今中国文学业已进入＂泛文学化时代＂,＂泛文学化＂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文学的主流与支流各自存在,其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主流作家与非主流作家同构文学生产群体,文学生产者多元化。＂泛文学化时代＂的文学,危机与机遇并存,文学生产者亟需皈依文学的本质,真正的文学繁荣的曙光或许才会展露。     

中美判决书之介入资源对比研究

该研究以Martin和White等人提出的评价理论中的多声介入系统为理论框架,对比分析中美判决书中的介入资源,旨在探讨两国法官在判决书的撰写中采用介入资源所实现的人际功能,总结中美判决书各自彰显法律公正和实现司法权威的形式。研究表明:中国判决书倾向于使用对话收缩资源,以体现其权威性;而美国判决书更多地利用对话扩展资源,体现对听众/读者声音的兼容,以表明其公正性。     

似不相干 实则相关——从一份终审判决书出错18处说起

本期刊登麻中蓬同志的《终审判决书出错18处,法律岂能当儿戏》一文。作者认为,像这样有18处明显错误的判决书,何以能经过层层审核,最终盖上大印,成为正式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手中？司法的严肃性、严谨性、在这份判决书面前,岂不都成了儿戏？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行政判决书的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现行行政判决书样式由于其制度、法律层面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行政判决书改革应该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以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核心,从立法上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从制度层面重构行政判决书的结构模式,并注意借鉴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改革的成功经验,在文书结构、诉辩内容、证据写作、判决理由等方面提出完整而具体的制作要求,以体现行政判决书的基本法律价值。     

从叙事方式的转变看先秦史传散文的“文学化”进程——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观照

我国现行的文学史课本，都会从“结果”层面描述先秦史传散文的文学成就。但“结果”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有必要从语言、情节、人物、环境诸方面探讨这一“过程”的演进，从而认识先秦史传散文逐步具有“文学化”或进一步“文学化”的内在因素。由文本的“文学化”看出“文学”观念的变化及艺术思维的进步，有必要讨论先秦史传散文“文学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物在叙事中的不同作用引起的叙事方式的转变。     

对现行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格式进行合理简化、调整、补充的法律分析

本文参阅围绕当前司法实践中正在强调的坚持保障人权、司法程序公正、公开审理原则,提高刑事审判文书的说服力以及公正、果断执法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法院刑事判决书结构的观点和建议,同时进行了法律分析。     

终审判决书出错18处法律岂能当儿戏

麻中蓬同志的《终审判决书出错18处,法律岂能当儿戏》一文,是从司法文书的严肃性角度对当事人提出的批评。本刊选登此文,是觉得学校教育亦有必要由此及彼,引发一些思考。     

理论的文学化:后理论的一种可能路径

后理论作为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理论形态,其性质也是一种理论。它从理论中继承了批判精神,也继承了探究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文传统。它与理论的不同是从理论的扩张状态回归到文学领域,这种回归不是倒退到前理论状态,而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理论的思考,推进理论的文学化,探索理论与文学从我-他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换,以及理论思维与文学思维的融合,以文学与理论重叠的问题框架探究现实世界。后理论的文学化发展路径不仅是理论构想,它也是对文化理论的泡沫化与人文精神缺失的反省与纠正。在理论之后发展起来的当下论、跨界诗学、新唯美主义、历史形式论和认知诗学等后理论中,文学的回归已经成为共同特点。     

中国当代话剧的文学性问题:从“泛文学化”到“去文学化”

从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趋势来看,创作者对话剧剧场性的发展远超过了对其文学性的关注。伴随后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影响,戏剧的"文学性"概念内涵和作品的文学化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戏剧和戏剧文学。现代意义上的优质话剧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都具有极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是将零散的、以往不加注意的、难以纳入主流的片段用形象的舞台语汇表现出来,使个体的丰富经验、内心的动态变化以及边缘人物的隐秘找到相应的演绎手段。所以,要正确看待话剧从"文学性"发展至"泛文学化"以及"去文学化"的趋向。     

对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活动属性的法理探析

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程序、法院所享有的仲裁裁决撤销权、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权三者在基本属性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性和一致性,对其探讨可以加强对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具体细节性规定的理论指导。文章分别以法院的撤销行为和当事人的申请撤销行为为视角,旨在对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活动进行属性定位和价值分析。     

国际法院判决书的政治性——兼论柏威夏寺案的裁决

判决书目标价值的自然正义与其根源于俗世社会的冲突导致了判决书的政治属性。而国际法院的建成背景、法官作为俗世人所固有的缺点和＂秩序法＂的理论共同决定了国际法院的判决书具有政治属性。在国际法院对于柏威夏寺一案的1962年判决和2013年针对先判决解释的两个法律文书中判决书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语言的准确与模糊、法律推理的严密与松散和法官所附个人意见的避重就轻。应当明确判决书政治性的绝对禁止范畴,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国际法上的公平正义。     

判词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宋代的发展

判词作为一种独特文体,其产生、成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进程息息相关。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判词史上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文学性与实用性进一步演化,由拟判演变为实判,由骈文演变为散文,明确引用法律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本文拟对宋代判词的沿革与发展进行探讨,力图呈现其内在脉络和历史轨迹,从社会环境、文学传统和创作主体等方面揭示其演变过程和原因。     

末世凡鸟绚丽多态的四维人生表征——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臆解

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和“哭向金陵事更哀”是互相关联且呈递进关系的整体叙事,不容分割.惜乎对此著述虽多,却无确解之文,尽是以偏概全造成的偏狭论断,不足参酌.唯有按事体情理之意绪从王熙凤人生全部经历入手,高屋建瓴、知人论世,方能得出“一从”为难以挣脱的三从四德之既嫁从夫; “二令”为当家主政,威重令行; “三人木”为其事败抄家,财尽力诎,众叛亲离,败落事休; “事更哀”乃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惨死贾府,棺葬金陵之最终结局.这才是对王熙凤这个末世凡鸟“聪明反被聪明误”之绚丽多态的四维人生表征的正确释解.     

人事诉讼判决既判力扩张与失权效之法理分析

为了保护承受判决效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两大法系的一些国家都施行了检察官参与人事诉讼、限制适用辩论主义、实行职权探知等制度和法则。通过这些制度和法则的施行,不仅从程序上保障了裁判机关作出与实体真实一致的判决结果,同时从制度的层面为人事诉讼判决效力扩张的正当化奠定了基础。禁止重复起诉法理演绎出失权效的根据并非在于维系身份关系稳定之一般性要求,而应从前诉当事人证据提出责任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当事人自我责任中去寻求。     

明清判词特色研究

判词在我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一个鼎盛时期,后人评价其为"兼蓄唐宋、文情并茂"的文学佳品,而且清朝末年判词已经具有现代法律文书的特点。从语言特色、框架结构、逻辑推理等方面对明清判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中官方与非官方判词的制作特点以及区别。     

权力规训下的女性身体——试用福柯的身体理论解读《福尔赛世家》中的女性形象

福柯的身体理论关注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其主要策略有监视、规范裁决和检查。《福尔赛世家》三部曲第一部中的男主人公的两任妻子均受到了来自国家法律机构赋予个人的财产权和来自家庭中的家长权和夫权的规训,呈现出一幅失去主体的、被动的、时刻处于被各种权力或监视或规范裁决或检查的女性身体图景。究其根源是具有强烈财产意识的福尔赛主义所导致,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和他们家庭婚姻关系的虚伪性。     

宋代咏史诗特点与宋代政治

两宋的政治环境影响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刨作题材和风格。同时,文人士大夫诗词也在无形中记录了两宋政治格局、政治事件的变迁。二者共同作用,使宋代咏史诗形成了焦虑忧患、沉浑凝重、好议论翻案、颇具现实性等特色。     

语体的融合与转换——以古代判词为基本依据

裁判文书的语言体式是典型的公文语体,而古代判词却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表现出文学语体对公文语体的渗透与融合。这为我们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语体的渗透、融合与转换提供了依据。可以通过语体的动态分析揭示出裁判文书语言背后的一些规律,为当前的裁判文书改革提供一种思路。     

When will a child be believed? The impact of the victim's age and juror's gender on children's credibility and verdict in a sexual-abuse case

OBJECTIVE: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central dimensions jurors may use when deciding a child victim's credibility and verdict. METHOD: Participants (N = 573) read a simulated trial (robbery or a sexual-assault case in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either a stranger or an acquaintance) in which the alleged victim was either a 6- or 13-year-old girl. The trials were constructed to be as similar as possible with only minimal differences in the child's testimony.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was held constant across cases to allow for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hypotheses. RESULTS: The defendant was more likely to be found guilty in the sexual-assault cases than in the robbery case. The child was perceived to be more credible, honest, and to have a better memory in the sexual-assault cases compared to the robbery case. Perceptions of memory and honesty predicted verdict and punishment. The child's age did not impact credibility or verdict. Finally, women, compared to men, perceived the child as more credible. CONCLUSIONS: Type of case was a potent factor in jurors' determination of guilt and the child's credibility.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neither the victim's age n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is and type of case impacted verdict or credibility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