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格律化的重大理论发现与拓展--略论陶保玺对"郭小川体"的理论升华

陶保玺以《新诗大千》填补了我国新诗“体批评”的空白。其中对“郭小川体”的论析,是对新诗格律化的一种超越之论。在该书问世一年后,陶先生又发表了《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贡献》,该对郭小川诗的理论概括和美学升华,又有新的提法,在借鉴卞之琳先生的“参差均衡律”一说后,他更加坚定并发展了他对“郭小川体”的认知。在弘扬郭小川现代格律诗具有“参有均衡美”的同时,他进一步评价郭小川在新诗格律化发展史上的超越前辈和同辈诗人的历史地位。郭小川所做的贡献是创作实践上的,而陶先生在新诗格律化理论方面的建树,也同样是彪炳史册的。陶保玺的诗学理论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九二三年前后诗坛现象论

本文认为1923年前后是新诗第一个十年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新诗由白话自由体向格律体过渡不应忽视1923年前后的诗坛现象。因此,本文就1923年前后新诗发展过程中格律因素的增强、新诗创作主体结构的变化及创作道路的转变、新诗人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三方面,对此期的诗坛现象给予分析和论述。以期能够探讨新诗由自由体向格律体过渡的轨迹。     

中国新诗格律化的回顾与前瞻

<正> A、中国新诗的格律问题一直为众多的诗人、诗论家所关注。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郭小川等都为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作出了卓有成绩的探索。他们的探索不仅证明了格律体新诗应当作为新诗的一体而存在,而且证明了自由体新诗也在走着格律化的新道路。朱自清先生对此的评论最为详明。他批评了自由诗派“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极力称赞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格律诗派,“他们又努     

论"三美原则"的得与失

中国新诗自诞生伊始,就交织着自由体诗和新格律诗之间的论争与融合.在尝试新格律诗创作的过程中,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格律派创立并实践了"三美原则":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等原因,缺失也在所难免.     

情绪的高涨与诗美的失落--郭沫若诗歌创作得失谈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体诗歌的出现，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文白参半的稚拙局面。在具体的创作中，郭沫若主张“形式的绝端自由”、“感情绝端的流露”，其结果是在获得一种“狂暴的技巧”的同时也失去了诗歌现代性的深层表现的朦胧美。探寻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得与失，对当今日益衰微的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胡适的新诗理论及《尝试集》

胡适在五四前后集新诗创造和新诗理论创造于一身，成为领导当时诗歌创作潮流的重要人物。胡适在新诗史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即：他积极倡导用白话代替文言，并率先尝试用白话创作新诗，为完成诗歌语体的变革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作为自由体新诗最早的倡导者和试验者，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诗作为“诗”的可能性，《尝试集》中出现的“自由变化的词调”式自由体和追求散文美、口语化的自由体，对新诗诗体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倡导的写实主义诗风，成为五四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支流，《尝试集》平实、清淡、朴素的风格，在早期新诗诗坛上自成一格。胡适的新诗理论和创作，不仅有接受外来影响的一面，还有得之于传统启示的一面，这是常被人忽视，因而更值得注意的一面。     

郭沫若的诗编成多少诗集出版过——敦沫若著作版本考之一

“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周杨语)。他的一生都在诗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他开拓了新诗的许多领域,培植了各色各样的奇花。但终其一生,他的诗究竟结成多少个诗集出版过,这却未必是人们所能完全回答的问题了。 据查证:郭沫若的诗曾被编成三十六部诗集出版过。(不包括外文版)其中除少量译诗集外,大都是作者的创作(郭沫若的译诗,一般都是循着原作的思想,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新的创造,从广义范围来说,它     

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丰碑——读郭老的早期诗集《女神》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他的诗集《女神》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第—个丰碑、《女神》开了一代诗风。它不仅彻底打破了旧体诗词的格律和形式,创立了崭新的自由诗形式,而且最先用诗的艺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试议格律体新诗发展的前途

格律体新诗的审美价值格律体(实际上还包括半格律体)新诗是对自由体新诗而言。新格律体在篇无定节、行无定字、不计平仄等方面区别于旧格律诗;在节有定行、行有定拍、换韵有序等方面区别于自由体。用史的眼光看,新格律体的语言排列组合的方式已完全不同于旧格律体的排列组合的方式,从而实现了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革命。格律诗是一种传统的诗体,在自由体新诗崛起兴旺的新时期,又有格律、半格律体新诗的产生和发展,这证明了格律诗的审美属性有可承袭的因素,格律体新诗更有不可低估的审美价值。     

新诗格律建设的理性思考--闻一多先生三首旧诗解读

闻一多先生1925年自美返华前致梁实秋函中所录一组旧诗，对于研究其新诗创作从《红烛》到《死水》的发展，亦即从当时流行的自由体到格律体的转变，对于了解他的以建立新诗格律为中心、为旨归的崭新诗学理论，以至对于今天研究新诗现状、思考新诗发展，都具有宝贵价值。     

郭沫若和唐诗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巨人,是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于新诗创作,曾投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并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为自由体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开辟了新的天地,是标志着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但郭沫若并未因倡扬新诗而摈斥旧诗,他对传统的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仍然怀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鲁迅之七律《无题》(惯于长夜)“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为此作了一首和诗《归国杂吟之二》(又当投笔),还谦虚地说:“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他的一些旧体诗,如《晚眺》、《游操山》、《南征中》、《题延光砖五首》(其四)等,或借景传情,或以景语作结,既形象鲜活,又含蓄不尽,富有审美张力,这正是继     

论陈梦家对诗美观的追求

论陈梦家对诗美观的追求史玉辉（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徐州,２２１００９）中国新诗获得生存以后,面临审美观念的重新选择。２０年代中、后期,新格律派和初期象征派为新诗的诗美建设作出了共同的努力。陈梦家２０年代末登上诗坛,他的创作生涯只有短短的七年,但他的作...     

闻一多徐志摩“三美”艺术追求比较

“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出自新格律诗派主将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它是新格律诗派追求诗美和创造诗歌新格律的理论主张。《诗的格律》中强调：“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而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之美”准则的倡导，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等诗人的积极响应，他们努力实践，各自腾挪变化，斟酌创新，创作出大量内容与形式臻于完美的诗歌，纠正了当时诗歌创作语言赤裸到近乎白话，形式自由到近乎散文的不良现象，对新诗发展作…     

新诗格律建设的理性思考--闻一多先生三首旧诗解读

闻一多先生1925年自美返华前致友人梁实秋函中附有一组旧诗，过去一直被忽略。其实解读这些诗作，对于研究一多先生新诗创作从《红烛》到《死水》的发展，亦好从当时流行的自由体到格律体的转变，对于了解他的以建立新诗格律为中心和旨归的崭新诗学理论，以至对于今天研究新诗现状，思考新诗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美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晨报·诗刊》创刊时说的话.徐志摩一生在诗艺探索上是个有心人,在创作中不断地创格、创新,追求诗美.在新月诗派形成之初,他与闻一多等人为在中国建立一种“创格的新诗”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徐志摩和闻一多对新诗有许多一致的见解.闻一多认为作诗是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徐志摩也认为诗是诗人“个性的表现”,感情的升华,来不得一点儿虚假.闻一多提倡诗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徐志摩则认为“新格式与新音节”是创造诗的形式美的要点,并认为诗“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当闻一多的格律说在诗坛上开始出现形式主义的     

从《战声集》看郭沫若新诗审美要求的变化

以《女神》为代表的郭沫若的新诗,在“五四”诗坛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映耀着整整一个时代。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整整十年间,埋头于古代史的研究,他笔下的诗流壅滞了。“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沸了郭沫若胸中的热血。他别妇抛雏,只身逃回祖国。诗情又在他身上汹涌起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写了将近30首诗,合成《战声集》出版。这是新诗巨匠郭沫若诗笔冰封了十年后的解冻,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注意。但是,它们当时远远没引起如《女神》那样的巨大反响,在文学史上也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这个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种文化背景下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颇具争议的人物。这和他未完成的新诗体裁革命，和他理想化的戏剧创作，和他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探讨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郭沫若。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新诗的“自由化”与“格律化”及其他─—论郭沫若闻一多诗美主张和创作表现的异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和闻一多因其个性特点,对诗之精神的理解和对诗歌创作的态度不同,而形成了二者美学追求上的显著差异。前者认为新诗创作应追求“自由化”,并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创作的真谛;后者则主张新诗创作必须讲究“格律化”,并认为“相体裁衣”才是好诗产生的基础。这种差异也使他们在诗歌创作的风格上运然不同,前者倡导平民意识,后者强调高雅追求。同时,二者的诗歌创作,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创作方法乃至构思特点,又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并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这种现象表明,无论在何种理论指导下进行艺术创作,也无论倡导何种艺术风格,只要炉火纯青到情思与意境的浑然一体,就能够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郭沫若与闻一多之间的论争与创作追求的异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