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的寻根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里不想介入经院性的讨论。卑之无甚高论地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或集中体现者,传播者乃至创造者,大概是通得过的。当然,也有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高论,但“高论”是只能以高论实即胡说视之的。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对称词,即“士人”。而且士人似乎还只限于人文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有别的称呼,叫“畴人”即“筹人”。其实,士人和知识分子对称的确定,是在汉朝以后。这事曾使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总长的学者章士钊出过洋相,他把“二桃杀三士”解读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经鲁迅杂文顺便带到而为大家     

从体验到惯习:清末民初阅报行为与读者社会化进程--以河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

近代报刊的在地化过程,即是读者由阅报感知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在由读书人向读报人的转变中,新式报刊为士人提供了新式知识的体验场域,改变了他们认知社会的方式,并在阅报活动中赋予了个人社会“在场”的身份与意义。阅报惯习的形成是读者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他们由阅报而展开的自我审视与社会反思,逐渐内化为个人志业与理想,加速了传统士人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     

从反日爱国到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先进知识分子对日斗争的历程与特点

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渗透。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得东北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反日救国的良方。九一八事变前,以杜重远为代表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倡导实业救国,挽救国家危亡。杜重远创办肇新窑业公司与日本的陶瓷企业竞争,挤垮了日本的陶瓷企业;他还领导奉天商民声援拒日临江设领的斗争,迫使日本撤销了临江领事分馆。以阎宝航为首的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地,创立各种爱国团体,开展抵制日货斗争;同时,兴办平民教育事业,宣传教育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先进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到关内,其对日斗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他们的斗争不仅仅停留在反日爱国阶段,而是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之中。他们组织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掀起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

大众传媒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本文认为布氏“电视知识分子”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全部关联现象。作者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节目专家”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判定标准，并简略分析了各类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指出，一味地批判并不代表公允，正确的态度是区别对待。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和“节目专家”，应从道德上鼓励，制度上保障。对于“传媒知识分子”，则应提倡学者及传媒自律，并从法律上保障相关制度的健全。     

试论1920年代的学生与政党

<正>192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莫过于新兴政党,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以及新改组的国民党竞相登场,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革命浪潮。学生群体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股新兴势力,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士人,同时又保留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     

伪满的“国高”奴化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强占。社会局势混乱不堪,东北广大地区学校被迫停课,学生离散逃亡。伪满洲国成立后,整个教育体制、内容等都并入了殖民主义教育轨道……     

《新青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描绘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凸显了新思想的传播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阶层解放和媒介发展具有巨大作用。     

媒体、权力、知识的合作——“新记”时期《大公报》的舆论生态与话语方式

“新记”时期的《大公报》,是知识分子、舆论机构与政治权力合作的典范:媒体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重要空间,为他们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平台;知识精英的加盟和参与,使媒体得以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与权威性;政府当局则通过前两者获得了国策建议和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认同。《大公报》对“清议”传统的接续近代以来中国的公共舆论,从历史性层面上看,承接着两汉以迄明清文人论政的清议传统。“清议之所与,荣于华衮之褒;清议之所贬,辱于朝市之挞。”作为“公论”化身的清议,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功能,“不待常刑而民自从化”。士人一玷清议,则终身不齿,百姓则“论定于乡而民不犯”。“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历代     

知识分子与乡村治理——读宣朝庆《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

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知识分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传统知识分子不仅通过仕途实现“致君尧舜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更有一批知识分子以乡村建设为己任,以清晰而坚定的家国意识、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历史使命感、以儒家济世弘道的伟大抱负、以沉潜勇猛的精神气质、以切实简易粗朴直接的平民风格和学术风范,深入民间,广施化育,对中国的传统乡村治理和思想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明中晚期逐渐壮大的泰州学派堪称典型代表。宣朝庆教授的《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一书,对泰州学派的思想传承、乡村建设和平民讲会的实践,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梳理,为我们以当代乡村治理眼光审视和借鉴泰州学派的精神遗产提供了最佳文本。     

辽沈战役前东北地区剿匪工作

<正>东北的土匪,又称“胡子”,是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职业的小股地方武装,构成情况十分复杂,而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动荡的局势又给土匪的发展造成了机会。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治安,危害百姓生活。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境内活动猖獗的土匪对我党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为此,我党在东北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战斗。辽宁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东北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     

微博与党报网站的“公共性”和“党派性”--以“文化体制改革”议题为例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当世人都在为社会化媒体空前放大的“言论表达权”而欢欣鼓舞,并且认为这将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时,笔者却发现了与这种主流认知所不同的另一派景象：微博作为一个公共媒介,并不具有汉娜·阿伦特及其他社群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公共性”政治的特征--对公共议题保持持续的关切和平等的讨论,并且容纳不同的事实和观点。相反,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政治主张和泛政治化倾向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成为“草根”的代表,夺得了微博这一拥有无限美好畅想的“赛博空间”的文化霸权,王维佳、杨丽娟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借用列宁有关报纸党性的言论,即微博“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东方杂志》与作为“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CSSCI

从1904年创刊至1948年停刊,《东方杂志》刊发大量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理论的源流、内涵、代表人物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报道。事实上,由于期刊自身立场与风格的影响,《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一种“知识”的介绍与普及,而非特定政治立场的表达。这与杂志以学术普及为宗旨、以实践为导向的办刊原则相一致,也为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寻国家出路、挽救民族危亡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深化,包括保守派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重要价值,部分读者与作者亦在思想激荡中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借助于《东方杂志》等刊物,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道路。     

遗民傅山的书法艺术探析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山河骤变,社会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朝代的更替也就造就了一批怀德抱道、不仕新朝的士人,他们都是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文化传承者的姿态,坚守民族气节,为维护涣散的大国做出积极的反抗.或以诗歌书画艺术为寄托,抒发个人情怀和对社会的爱憎.傅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四宁四毋”和“作字先作人”等书法观的提出,正是他内情感的表达,体现出他将书品和人品相等同,蔑视“奴性”以求自我人格完善的精神境界.     

晚清：从士人传播到公共知识分子传播

文章从三个层次：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大夫传播、近代社会的士人蜕变期传播流变、20世纪之交的公共知识分子传播,论述了中国古代至晚清阶段知识分子阶层的传播状态,并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的观点来重点考察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期间,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构建作用。     

“战后的中国”：全面抗战期间国统区新闻学的构造维度

全面抗战期间，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亦被时人视为重构中国社会的重要契机，“战后的中国”逐渐成为时人的重要期待与想象。在这一时期国统区的新闻学构造过程中，此类构想起到顶层框架的作用。在这一共同框架下，学理构造的差异映射出政治立场的分野。国民党的新闻理论以“我们”作为研判“过去”与“当下”新闻学的标准，试图沿袭新闻统制；以张季鸾为代表的“中间报人”以“纯粹之公民”和平等之国家为设定目标，以此为构造中国新闻学的起点与取向；萨空了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则以“阶级”作为想象社会的根本尺度，对战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倾向深怀警惕，同时将“中国新闻事业从业员”视为“进步力量”，寄予促使社会“新生”的殷切期望。     

我心中的好书·《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

推荐理由 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为代表的西方阅读史学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台湾史学研究者潘光哲即是在阅读史研究的启发之下,引入“知识仓库”的概念,通过精细、缜密的考证,研究了我国晚清士人的阅读内容、阅读行为、阅读秩序、阅读地理学等,从而深入描摹晚清士人因世事变迁、家国命运、个人前途而展开的阅读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所引发的回响,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阅读史著作。作者本着“小作课程,大施工力”的准则,以个案研究为主,重点剖析了朱一新、梁启超、《时务报》、《沅湘通艺录》等人物或书籍的阅读史,在中国晚清阅读史上打下了一个个“深井”。     

史沫特莱与她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

1937年1月,美国作家兼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了中国西北古城延安。在此之前,她在中国已经呆了7个年头,对中国当时的局势,从报纸中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为什么数十万甚至更多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工人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赶赴陕北这片黄土地,为一种信念奋斗甚至牺牲呢？     

德国学生眼中的镜像中国——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为调查对象

本文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学生为调查对象,将中国国家形象划分为中国人形象、中国政府形象、中国社会形象以及中国经济形象和军事形象五个侧面进行测量,考察了德国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德国学生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可解读为:“勤奋友好的中国人形象”、“强大腐败的中国政府形象”、“发展迅速但不平等的中国社会形象”、“价廉物劣的中国制造形象”及“有扩张野心的军事大国形象”.     

巨流河：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巨流河》展现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的时间上限是“二十世纪来临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乡村。”下限是“二〇〇一年初秋,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哥哥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宁媛、星媛由太平洋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纪念他那一代漂泊的灵魂。”时间贯穿的是整个20世纪,空间则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     

试析战国士人的批判性思维倾向

战国士人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史上难以忽略的重要文化元素。战国社会环境对士人及其批判性思维倾向形成和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