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薪养廉的思考

高薪和养廉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历史上的“高薪养廉”并不能遏制腐败。高薪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贫困也不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廉洁的实现并不在于薪水的高低,高薪从根本上养不了廉。     

高薪养廉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以社会学的视野,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对高薪养廉进行了分充,阐述了腐败有其存在的根源,说明了高薪不是养廉的充分条件,只有建立在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基础上的高薪才能养廉     

"高薪养廉"有效性和局限性的数理模型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高薪养廉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果的看法并不一致,笔者尝试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来客观评价高薪养廉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并针对其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改良建议.     

"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辨析

我国现阶段不宜实行“高薪养廉”。“高薪养廉”不符中国国情,仅凭“高薪”不能达到“养廉”目的。遏制腐败是一系统工程,需从加快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等多方面着手。     

“高薪养廉”在中国的适用性探析——基于构建360度全方位监督体系的视角

以效率工资模型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后发现"高薪养廉"政策在当前的国情下并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因为就现状而言,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属于名副其实的高薪阶层,但腐败问题却日益严重。高薪并未实现养廉的初衷,其原因不在于腐败成本低,而在于腐败风险低。腐败风险低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监督主体虚软、监督渠道欠畅等。因此,若要使高薪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构建360度全方位监督体系才是关键所在。具体应做到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互补,率先发挥同体监督的功能,重点加强异体监督的作用,使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度"成为一种文化。     

浅析“高薪养廉”在中国的适用性——建立“提薪助廉”的模式

在我国,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随着新加坡、香港等地实行的高薪养廉的制度模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也开始思索"高薪养廉"的建立。本文将以高薪养廉制度的典型国家、地区为参照,结合我国公务员薪资水平现状,对该制度在我国施行的适用性进行分析,探讨我国目前是否具备建立"高薪养廉"的制度条件,并提出适合我国的"提薪助廉"模式。     

浅析高薪养廉制度--建设适合国情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廉洁和高效,作为世界各国政府一直竭力追求的目标始终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高薪养廉的制度模式由来已久,并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腐工作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加强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建设,但腐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制度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由此,有人提出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论。本文将以高薪养廉制度的典型国家、地区为参照,对该制度在我国施行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探讨公务员薪俸与腐败间的深层关系,以促进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关注虚拟产业

高薪养廉的问题在我国争论已久,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定论。本文简要论述了高薪养廉的根源,探讨了究竟高薪能不能养廉的问题。我们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加以分析来得出结论,并给以适当的建议。     

中国近代海关与清政府的薪酬制度比较--以赫德时期(1863-1911年)为例

中国海关赫德时期(1863-1911年)推行高薪养廉制度,使关员断绝了受贿的念头,并以海关为终身职业,安心服务,勤勉奉职.更为重要的是,在高薪的同时,有着完善的财政管理系统、严格的法规制度和监察制度.关员一旦被发现有腐败问题,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赫德48年的任期内,这种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相比之下,清政府为了减少国库支出,仍沿用过去的低俸给制度,从而导致腐败蔓延泛滥.本文通过两种薪酬制度的比较,探索高薪养廉与反腐败的内在联系.     

新加坡腐败治理机制建构逻辑及启示

新加坡是久负盛名的"廉洁之邦",其腐败治理绩效闻名于世。严法威慑、高薪养廉、财产申报、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互构协同等是新加坡腐败治理机制的特色与优势。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与我国同处于亚洲儒家文化圈;中新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新加坡腐败治理机制值得我国深入研究与借鉴。     

“高薪养廉”与“低薪养教”

不知是什么时候，媒体开始关注起了“高薪养廉”的话题。说是要防止官员腐败，就需要不断增加他们的显性收入。当他们的收入达到了可以满足相当部分的各样欲望之后，自然也就没有必要腐败下去了。     

中国近代海关与清政府的薪酬制度比较——以赫德时期（1863-1911年）为例

中国海关赫德时期(1863-1911年)推行高薪养廉制度，使关员断绝了受贿的念头，并以海关为终身职业，安心服务，勤勉奉职。更为重要的是，在高薪的同时，有着完善的财政管理系统、严格的法规制度和监察制度。关员一旦被发现有腐败问题，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赫德48年的任期内，这种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相比之下，清政府为了减少国库支出，仍沿用过去的低俸给制度，从而导致腐败蔓延泛滥。本通过两种薪酬制度的比较。探索高薪养廉与反腐败的内在联系。     

"高薪养廉"之我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今天,政府官员的寻租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许多中外学者提出"高薪养廉"的对策.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寻租问题的搏弈框架,分析寻租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高薪养廉:充分还是必要

腐败,作为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伴生物,自其产生时起就一直是困扰着各类政权的顽症。近代以来,更成为世界性的焦点问题而备受瞩目。如何杜绝腐败、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自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话题而为各类人群所论争。高薪养廉从其效用上看,只是根治腐败的良药的一部分,在客观世界得到改造和满足后,还必须加上主观世界的改造成果才能构成全部的“药剂”。     

高薪不能养廉 反腐应需立法

本文首先批驳了“高薪养廉”的观点,认为“高薪养廉”既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其次,文章认为,要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政治上应要深化体制改革,对公务员实行“合同制”,法律上应借鉴国外有关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经验;最后,文章着重提出了我国亟待制订《反腐败法》的大胆建议,并对其作出了较具体的构想。     

浅议清代八旗武职养廉银制度

清朝八旗武职养廉银两,作为八旗武官正俸收入的一种补充,照文职养廉例支,其养廉银额是正俸银两的数倍之多.由于八旗武职事务繁简不同,所得养廉银两也有多寡的差异.清朝统治者希望用养廉银两笼络八旗武官,避免八旗官员的腐败,以保证有效地控制旗营.     

“高薪养廉”的伦理分析

从伦理学视角来看,“高薪养廉”并未能从人的内在道德体系中遏止腐败,反而在现实中容易陷入越“养”越“腐”的怪圈。腐败产生的原因是道德信仰的扭曲与离散,是政治信仰的缺失与崩溃,是政治责任的漠视。只有从内在的道德体系入手提升官员的道德认知,坚定官员的道德信仰和政治信仰,才能从根本上置“腐败”于绝境。为此,我们应该从社会道德氛围及官员的伦理道德培训两个方面去着力重构官员的道德信仰,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是"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以及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为证明"宋朝达到中国文明的顶峰",作者提出了宋代农民欢乐说、宋代妇女幸福说、宋代官场廉洁说、宋代士大夫人格高尚说,并盛赞宋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高薪养廉、保障言论自由等政策,特别是君相互制制、党派互监制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设计。对于上述种种颇具颠覆性的论断,本文较全面地作了力所能及的学术性商讨。     

论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现实意义

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不仅包括给予公务员高额薪酬,还有相应的选拔制度、法律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来保障公务员的廉洁和高效。相较于新加坡,我国公务员制度存在考录制度不全面、财产申报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经验,我国可以从内部监督入手,培养公务员以廉为荣的观念以提高个人素质,完善相互制衡的监督方式以加强行政系统自身监督,增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能力以加强"三位一体"监督;从外部监督着手,建立与全社会公众法治观念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约束机制、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人民群众监督机制、与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系统相适应的舆论监督机制,从而促进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廉政建设。     

高薪养廉政策的博弈论分析

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高薪养廉政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它有助于减少代理成本,实现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