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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三《游百川传》记载较简略。对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移和游百川奏折发现,传记中有三处错误:"六年,迁御史,巡西城。""寻以忧归,服除补官,迁给事中。"两处是事件与时间不符,"还京,以仓廒被火,罢归。"一处是事件与事实不符。对三处错误记载进行了辩正与更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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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胜利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11)
《晋书.潘岳传》在记载潘岳的事迹时有两处叙事之误,一为题《阁道谣》之事,一为《闲居赋》作年,二者关涉到潘岳的生平仕历及作品系年。文章认为潘岳被出为河阳令,是致使他题《阁道谣》的直接因素,而《晋书》本传系此谣作于河阳时,其行文在逻辑关系上明显有误。《闲居赋》作年,从该赋的序中可推知当在元康六年(296年),而其迁给事黄门侍郎,当在元康九年(299年),故而《晋书》本传中把《闲居赋》作年系于迁给事黄门侍郎之后,此处叙事亦是有误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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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视子书为贤者的述圣之作,故在《论衡》中频繁以“传曰”引述诸子书原文,且统称诸子之作为“传书”。他以“传”称子的做法是不满于当时的师法博士制度,希望回归汉初“通古今”的博士传统,使诸子书知识重回官学。而《论衡》不属于诸子传书,被王充定为“造论著说”。他将“论”体置于五经之作、贤者之述后,对六艺之经、诸子之传展开“疾虚妄”,以此踵武史迁、刘向的群书整理之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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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的《子夏易传》《丁氏易传》《韩氏易传》内容几乎相同,《子夏易传》作者归属问题和三传相似文本价值问题历来存有争议。古今学界多以为《子夏易传》作者为汉韩婴,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出土文献认可子夏的著作权不宜被轻易剥夺。本文重点对马氏所辑三传文本作比勘辨析,发现《韩氏易传》除包含《子夏易传》佚文外又有重要增补。三传的关系应是《子夏易传》传至汉代被丁宽、韩婴等人继承,二人有所增益后形成各自的定本。马国翰将《韩氏易传》单列为一传尚可,然《丁氏易传》与《子夏易传》近乎一致,全部照搬有徒充卷帙之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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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毕生尽瘁的《高僧传》整理与研究,是其治佛教史的起点和基石,从中也体现出汤用彤为人为学的根本精神.基于对汤用彤全部已刊著述和未刊手稿的研究,本文梳理了汤用彤整理《高僧传》的始末及其治学方法,比较了现行汤校本《高僧传》的所有版本,并就近年来的一些商榷文章,解答了关于现版《高僧传》整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学界聚讼不已的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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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不少纪传体史书除了有"论",还有一种韵文的"赞",一般称为史赞。关于这一体例的来源,前人曾有述及。刘知几《史通·论赞》说:"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赵翼《陔余丛考》卷五也提到:"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言韵语,自谓体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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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续高僧传》偶有一些词句在校勘和标点上失当,因而影响文意的正确理解。现对该书卷一的六条校勘标点提出商榷和补充意见,供研究者讨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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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后都有人到过西域中的今新疆地区,回到内地也传播了他们的见闻,但古代最杰出的新疆新闻传播者当属唐代的玄奘。 提起玄奘,人们往往想到《西游记》中的唐僧。他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的玄奘不能混同。 提起玄奘,人们会说他是高僧、旅行家、翻译家,不过很少注意到他还是古代新疆重大新闻的传播者。经他传播的初唐时西域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信息,具有重要的价值。 玄奘(公元600—664年)唐代洛州(今河南偃师)人,本是京城长安的和尚。为求佛法,公元627年秋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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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38年春,八路军驻渝联络员周怡同志到了重庆,当时除他夫妇外,人手很少。最初一段时间,我常在他那里来往,帮他了解一些地方上的情况。汉口《新华日报》重庆航空版是由《大公报》代印的,每天要等大公报的机器空下来后才能开印,出版时间迟。周怡同志当时就想自己搞一套印刷,他给我谈起此事,也可能已预感到《新华日报》有一天会迁川,这点他没说。一摸底,问题可多了,当时迁川工厂甚多,凡是机器设备都很缺俏,印刷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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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日报》是一份较有影响的国民党报纸。它历时15年(1934—1949),曾经迁地三省市(浙江省、福建省、上海市)。主办者为胡健中。当年新闻界有人将他与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相提并论,称为“南北二胡”。胡名震欧,字健中(1902年—),原籍安徽和县,寄籍浙江杭州。毕业于复旦大学、工诗词、娴外语,尝以“蘅子”为笔名。他曾在嘉兴任中学教师,1928年应复旦大学同学许绍棣之邀,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从而进入报界。由于他能编能写,善经营,所以前人说他“笔杆子既硬,算盘也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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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乌缉传》附《乌斯道传》后，传文云：“子缉，亦善诗文。洪武四年举乡试第一，授临淮教谕。入见，赐之宴，赋诗称旨，除广信教授，自号荣阳外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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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2)
西亚两河流域是西方星占学的发祥地,到迦勒底王朝时,那里的星占学臻于如日中天之境,迦勒底星占学家遍布于欧亚大陆众多的宫廷中,从王朝盛衰到个人休咎,无不预言。因此在后世的西方语言中,“迦勒底人”就成了“星占家”的同义语。在唐朝,著名的大和尚一行正是这样的星占家。 关于一行的形象,在以往不少普及读物中已有固定模式。他首先被描述为一位“天文学家”——他撰制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衍历》,主持了一次天文大地测量,并建造了大型天文观测仪器“黄道游仪”。虽然专家们的研究已经一再否定了先前关于一行是恒星自行（Proper mo-tion）发现者的说法,但这对于他的“天文学家”形象并无影响。然而,一行的上述天文工作固然都是事实,他实际上——或者至少在当时人心目中——却完全是另一种人。 关于一行生平事迹的主要记载并不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史籍中,而是见于宋代赞宁所撰《大宋高僧传》卷五的“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这本不足怪,因为一行首先是一位高僧。至于这篇传记所依据的材料来源,极可能就是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的第五条——整篇传记几乎就是该条的改写。在这篇传记中,记载了一行“天文学家”之外的各种方面,这些方面也是当时人心目中一行其人最重要的方面。 一行最先登场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