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淫诗”之说平议

我在《论朱熹的“美刺之辨”》一文(载《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中,较详细地论述了汉宋《诗》学的原则分歧,充分肯定了朱熹《诗》说的历史意义。但朱熹《诗》说中影响最大、也最受人非议的是所谓“淫诗”之说。朱熹去序《诗》者的“美刺”之后,认为孔子言“郑声淫”即“郑诗淫”,《礼记·乐记》所谓“郑卫之音”即“郑卫之诗”,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论“郑声淫“——回到朱熹的时代去

"郑卫之音"被指斥为"亡国之音",南宋朱熹变本加厉地将其中的情诗斥为"淫诗"或"淫奔之诗",将其中的女子斥为"淫女"或"淫妇",使人对郑诗有了成见.本文从原作入手,参以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郑风>和朱熹的思辩精神及理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解释了朱熹"郑声之淫"的具体指向和产生这一观点的根源.这对我们正确地理解<郑诗>和朱熹的诗论必然会有所帮助.     

南宋朱熹、吕祖谦“淫诗说”驳议述评

朱熹和吕祖谦是南宋“淫诗公案”的主角，二人争论的焦点是“雅郑邪正”。朱熹把声和诗混为一谈，认为“郑声淫”即“郑风淫”，是程朱理学盛行下禁欲主义猖獗的产物；吕祖谦认为《诗经》配乐有雅、俗，所录诗歌皆为雅正，其说符合孔子原意，但拘于政教的美刺之中。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以便更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诗序》不可废”——浅析马端临驳朱熹

马端临批驳朱熹的《诗序》说,认为“《诗序》不可废”,认为郑、卫之风非“淫者自作”。站在汉学派的立场上看,马端临的批驳是有理有据的。马端临实际上是把《诗经》看作为历史文本,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此恰恰比较出朱熹“废《序》论”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诗经》的文学本位。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朱熹"郑诗淫"辨析

朱熹在《诗集传》中将《郑风》的情诗视为“淫奔之诗” ,但从内容上看 ,这部份诗并无“淫奔”迹象。朱熹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的“郑声淫” ,但孔子的原意不是指“郑声”的淫荡 ,而是指郑国音乐细而高的特点 ,“淫”字不是内容上的淫秽 ,而是就音乐形式不合传统“雅乐”的标准而言。“郑诗淫”之说实质上表现了身为理学家、文学家的朱熹在研究《诗经》时的矛盾思想     

朱熹《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朱熹对<诗·陈风>的理解,在<陈风>阐释史上有若干创新:注意到<陈风>中的歌舞元素并认为是在上者(陈国首位夫人大姬)之好倡使然;大胆废除了<陈风>之毛<序>,反对<序>主旨上的刺诗说;提出<陈风>诗篇思想内容上多"男女之诗"甚至"淫诗"观点.当然,朱熹这些创新之处是与他的整个<诗经>诠释学思想相一致的,是他<诗经>诠释视野下的<陈风>学.     

朱熹赠诗

朱熹有一次得了脚病,有个道士给他施行针灸治疗后感觉好转,他非常高兴,重谢了道士,还作了一首诗赠给道士“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以前勃率翁。”道人得诗就走了。没过几天,朱熹的脚病又发作,     

朱熹《诗》学研究转变论

朱熹注《诗》凡两易其稿，凡是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称“朱氏曰”，皆其初稿（即前稿），后稿即现在通行的《诗集传》。这里试将朱熹注《诗》的前后稿在诗旨、词语训诂两方面作一比较，并力图挖掘朱熹诗学转变的根源。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诗经》中关于齐姜女之诗非“刺淫诗”辨

《诗经》中有关宣姜、文姜、哀姜的诗一直被人们称为"刺淫诗",三位姜姓女也多被人称为"淫荡"。然求之《诗经》内证,考之典籍记载,齐姜女"淫荡"说不能成立。这实际是春秋新变下风气的浸濡,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探微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一书的内容,历来被认为只是辨＂淫诗＂、＂笙诗＂二端,且持论多有偏颇,因而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毛氏此书在论辩＂淫诗＂、＂笙诗＂的过程中,涉及到中国《诗》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多有创见,其中有些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新时期《郑风》研究综述

新时期《郑风》研究的成绩有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梳理了"郑声淫"的种种问题,探讨了孔子"放郑声"的历史成因与朱熹"淫诗说"的阐释策略;二是综合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郑风》,着重发掘了《郑风》的地域文化风格;三是利用上博简《孔子诗论》、韩郑故城遗址等新出土文献研究《郑风》,解决了《郑风》研究中的难题。新时期《郑风》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学研究传统断裂、小学功夫缺失、研究缺乏独立思考。     

朱子理学诗述评

朱熹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和诗人。本文将朱熹的一些诗歌和诗论放在宋代诗史发展的大背景里，并结合朱熹理学思想的一些特点，进行简要评述．以阐明朱熹诗歌无论是在构思技巧上、表达手法上、内容意境上，都是成就非凡的，而且是集宋代理学诗之大成。作为理学诗派的代表呈现在宋诗发展史上，为宋诗发展开辟了一块新天地，也为理学家阐发义理道德开拓了一块新阵地。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