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与公民人格——和谐社会的身份基础与教育诉求

公民身份是现代社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身份基础,是和谐社会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公民教育作为社会的公共事务,是发展公民人格、实现优良公共生活的必要政治制度安排。国家和社会肩负着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国家应该通过开放公共生活、扩大公共交往和公共参与等方式,发展公民教育,培养公民人格。     

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公民身份不仅是一种制度的、法律的规定,而且是一种身份认同。制度规定了公民身份的形式,把形式转化为现实,需要公民对其身份的认同。认同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为促进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需要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公民身份认同教育实现公民身份的'再造'。我们以公民身份形象、公民身份认同的内容和公民身份认同的心理要素为维度,建立三维立体的...     

捍卫公民身份的完整性:媒介时代公民教育的批判立场

公民是基于权利的义务自觉承担者,其身份的核心要素乃在于权利与义务.在信息即现实的媒介社会,公民的权利表达由于建立在被操控的媒介信息基础之上,其权利不可避免地沦为了被媒介操控的对象.与此同时,现代媒介通过操纵各种符号,营造出指向个体欲望的诱人的“丰裕社会”,将个体从对他者和社会的义务承诺中拉回自身,消解了个体承担公民义务的自觉意识.权利的被操控和义务的被消解,从根本上瓦解了公民身份.捍卫公民身份的完整性,一是要帮助个体通过多角度的识读媒介信息,使其从媒介信息的操控中解放出来;二是要帮助个体认识和洞悉媒介信息所包含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克服自我欲望的局限而走向对他人、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深切关注和责任担当.     

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社会理论解读

公民身份是公民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旨归,公民教育是养成和塑造公民身份的有效途径,二者密不可分。对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研究,涉及诸多社会学科,需要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理论工具来整合各个学科的资源。社会理论或许是讨论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理想平台。在社会理论的视野中,公民身份需要宽泛的理解,公民教育应涉及全球化视角、批判性认知、多元化内涵、制度化保障等诸多方面。     

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公民的根本问题是公民身份问题,界定公民概念的内涵必须基于对公民身份的探讨,而公民身份与国家之间具有"结构二重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身份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建构我国公民身份认同的过程。公民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公民自我角色意识的认同、公民社会行为的认同和公民制度的认同,公民在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同时完成了国家认同,并通过履行公民行为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构公民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公民教育应该是在基于公民身份的教育制度中,去建构积极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     

试论网民的国家公民身份

国家公民身份是网民概念的核心要素,应保障网民在网络活动中享有公民权利。随着网络空间的飞速发展,国家公民身份的权利和义务均在网上拓展。创造活泼健康的网络公共领域和法治网络空间,均需激活广大网民的积极国家公民身份。网民的国家公民身份面临网上的消费主义影响、缺乏闲暇、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培育网民的积极国家公民身份的途径包括:增加公民的闲暇时间,完善网络公共领域的参与机制和公民教育等。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是基于多元文化的诉求,在批判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普适性基础上提出的差异公民身份。它以族群差异为基点,强调少数族群的特殊权利和对族群的文化认同,培养公民的多元文化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公民的差异性和多元文化身份,但不排斥公民的统一性和国家公民身份。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需要处理好平等与差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族群的多样性,又保持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理论——兼及中国公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公民概念出现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直到20世纪初期,公民概念开始在中国出现和传播。公民身份理论是一种研究作为国家正式成员的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就其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形成两大流派,也称两种理论传统：一是公民共和主义理论;一是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外的公民身份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公民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理论及社会理论中一个亟待展开深入讨论的基础领域。     

英美现代公民教育的文化转向

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之间是相望互动的,从公民身份观念地演化可以透视出公民教育的实践走向.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化公民身份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在西方众多国家兴起.这牵连出了英美现代公民教育中的诸多文化议题,公民教育实践需要在民族性与全球性、民主性与多样性之间保持适当地张力与整合.在这场“漫长的革命”中,英美现代公民教育正处于文化转向的过程之中.所谓“文化转向”不是一种视文化为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的教育形态,而是平等的凸显文化维度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T·H·马歇尔社会权利理论的困境与公民身份的责任转向

20世纪中期,T·H·马歇尔将公民身份的构成要素归纳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并且结合英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就社会权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开创了现代公民身份研究的新领域。然而批评者指出,无条件的社会公民权利和福利政策,将制造“保姆国家”,导致公民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的不良后果,造成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顺应全球化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公民身份从权利到责任的转向,构建公民权利和责任相对平衡的关系,造就整体公民身份,从超国家的视野和世界主义责任的角度,丰富国家公民身份的内涵,已经成为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基本走向。但是,世界主义公民身份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形态,它只是立足于国家公民身份对人类面临的全球化问题的观照。     

国际公民教育的视界:主动公民身份再造

发轫于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主动公民身份思想,随着近现代亲密性社会的兴起而日渐式微。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的赤字、社会资本的销蚀和共享价值的迷失都是主动公民身份消解的后果。为了有效地应对主动公民身份消解带来的危机,西方公民教育界开展了政治性描述、理论性界定和经验性分析三种研究路径。在实践中,以全校策略框架为代表的主动公民身份再造运动更是风起云涌。然而,由于主动公民身份的再造是一个动态性的系统工程,因此其再造之路任重而道远。     

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之探微

作为公民资格理论的先驱者,马歇尔对资本主义公民资格的兴起、演变和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剖析。他注重阐明了,公民资格的权利要素,认为公民资格的权利是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要素组成,争取公民资格的权利是贯穿整个西方文明的一根主线。如果公民资格的平等地位被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为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有力辩护。     

公民身份与公民人格:和谐社会中人的身份基础与教育诉求

<正>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普遍的成员身份与法定地位,是"人的自然依赖性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合法形式"[1],是现代社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身份基础,沃尔泽认为,"在人类某些共同体里,我们互相分配的首要善是成员资格。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他的分配选择:它决定了     

21世纪的教育和公民身份

如果我们想避免纯粹的新闻工作者的方法,我们必须从有明确和准确的定义——教育和公民身份的概念开始。在教育中,我们所谈的是获得有组织的、以事实为基础的知识的坚实主体。即使在教育被设想为提供教育的体制,而不是教学／学习过程的地方,它在语义上的差别也不太大。在公民身份方面的情况却不相同,可以用若干种方式加以理解。公民身份可以被解释为“属于一个民族”或者与公民社会相联系,可以作为国家的伙伴或者对手。但公民身份也可以指“公民品格”的概念,其含义的范围可以从普通公民到“公共”品格。教育显然是最好的促进公民身份的方式,因为它联系着个人——公民的品质。     

公民的伦理身份及其养成

公民是积极参与公共实践、具有公共理性、承担公共伦理义务、促进公共福祉的道德主体,其根本特征是具有公共认同、公共理性、公共风范等构成的公共精神。政治是公民合作的实践体系,其目的是追求公共福祉,政治通过法治与制度实践,提升公民技能;教育通过学校生活形式,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养伦理型公民,才能把人的健全发展与社会的良好建构统合起来。当代教育需要走出对个人谋取市场化利益的工具性职能训练,在制度、目标、内容、结构的全方位改革中转向公民精神的培育。     

冲突与整合:以色列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

以色列是一个极具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等多重特征的民族国家,其社会背景复杂,不同的种族、民族之间冲突不断.为了弥合冲突且构建同质性公民身份,以色列公立学校的公民教育一方面向学生灌输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犹太民族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又强调一些诸如民主、平等、宽容等普遍主义价值观.从以色列公民教育的做法可以看出,其始终处于民族...     

个体公民与个体公民教育

公民与公民身份都是源于西方的历史性概念.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臣民”、“国民”和“人民”是公民身份的异化表现,都忽略了公民“个体自身”的存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体公民”的身份诉求显得愈加重要.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当下中国应倡导公民即“个体公民”,公民教育即“个体公民教育”.个体公民教育应以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利优先下的权责统一为核心,以底线伦理为取向.它的内容大概包括主体教育、权利教育、责任教育、协商教育.     

公民教育:从“义务异化”到“权利启蒙”

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过于强调义务与责任,造成了“义务异化”,并忽视了公民的权利意识,这导致了公民品质的丧失.权利与义务之间本是矛盾存在,但另一方面,义务却又是权利的衍生体,有权利才有义务;对义务与权利的强调不同在公民教育中也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因此,在公民教育中理应坚持权利优先性,进行全民“权利启蒙”,同时再培养公民责任意识,达到权责共生,保证公民社会的建立.     

公民教育:从“义务异化”到“权利启蒙”

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过于强调义务与责任造成"义务异化",并忽视公民权利意识,这导致公民品质的丧失。权利与义务之间本是矛盾存在,但另一方面,义务却又是权利的衍生体,有权利才有义务;对义务与权利的不同侧重在公民教育中也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我国公民教育应坚持权利优先性,进行全民"权利启蒙",同时培养公民责任意识,达到权责共生,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新中国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

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义务论、权利论和道德论以及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与相互调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教育命运多舛,相伴随的是价值取向的多番变迁。实然意义上,公民教育价值取向先后经历了"政治—义务"本位(1949-1978年)、"义务—道德"本位(1979-1989年)、"义务—道德—功利"本位(1990—2000年)以及"义务—道德—权利"本位(2001年至今)四个阶段,其变迁过程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我国公民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应是在注重"义务—道德"取向的同时,发展公民"权利"观念,从而达到"义务—道德—权利"取向的相互统一和地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