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章初识

中国的印刷术和印章是一对珍贵文化遗产,历史悠久,价值斐然。它们从始至兴相互启迪,创新发展;而当强强结合成为图书、图画的收藏印章时,更是相得益彰,是版本鉴定的佐证之一。本文侧重古籍藏书印章,对其发展的历史变化及成就进行了学习和初识。     

出版语境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的出版涵盖了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版权输出等出版范畴.其学术出版经历了由内部印刷到公开出版、由“险学”选题到“显学”主题的出版轨迹,成果最为丰硕;其教育出版与大众出版,从提高到普及,在化枯燥史事为可读文本,助推阅读记忆上升为国家—民族记忆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其版权输出,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从文化传播到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华学术外译立项”“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走出去”工程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海外多语种出版,提供了支撑,拓展了空间.     

要学一点出版史知识

有些编辑成天忙着选题策划，联系作者，在出版社、印刷厂、书店之间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有时还有力不从心之感。其实编辑也该适当充充电，读一些有关出版史的读物，或者搞一些与出版史有关的学术研     

我和中国出版史研究

我和出版史研究结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二十年来坚持不懈,也取得了些许成绩,与人合著有《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国编辑出版史》等,发表论文近百篇,论文《试论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1997年被选入《大学语文》课本,论文集《出版文化史论》2002年1月出版后,被一些高校选作教科书、研究生考试指定参考书。     

再次呼吁要重视出版史研究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研究近百年编辑出版史,也是研究中国出版业的近现代化问题.我认为这是有远见卓识的决策. 1999年南京编辑出版史研讨会前,我写了三万多字的<试论清末至民国前期的安徽出版业的历史地位>,后连载在<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3-7期上.本想结合这次会议再写写百年安徽出版史,但未能完成,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承担了一项安徽省政府的文化工程,--<徽州文化大全>中的<徽州刻书>分册,抽不出工夫;另一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在我去年发表的文章里大部分已讲过了.因此,我这次上报的论文题目是<徽州存世谱牒及其开发利用>,里面也讲到了一些有关的出版问题.     

对出版和出版学科的再认识

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既是通往人类文明的路径,也是标识人类文明的手段.在拙作《中外出版史》中,曾对出版给出过八个动词的定义性判断:“出版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可以推进性简化为:“出版是人类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活动.”而“学科”是英文discipline的意译,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侧重于知识的分类和学习的科目.出版学科就是有关出版的独立知识体系,或者有关出版的知识分类和学习科目.中国目前将人类所有知识划分为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此后,出版学科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看并不理想.今年是10年一次的学科目录调整年,应在对出版和出版学科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出版学科建设升级.     

语言、阅读与出版变迁——论威廉·卡克斯顿的出版史意义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1)是英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2002年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组织民众票选的"100名最伟大的英国人"中,卡克斯顿不仅是出版业的唯一入选者,也是唯一一位以商人身份当选的伟人。[1]1473年他在布鲁日印刷了全球第一本英语印刷书,将英语引入印刷世界;[2]1476年他在伦敦开设了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将英国带入印刷时代。当我们将人物置于时代情境中,深入其出版活动细节,会发现卡克斯顿完美地诠释了时代转型期出版业开拓者的形象,并由此揭示出社会变迁与出版业发展的内在关系,具有非凡的出版史意义。     

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对推动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师生和相关部门专家学者,是研究的基本力量.20世纪最后10年的地方出版史料编纂,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社史研究,以及编辑出版人物研究、出版史料汇编,硕果纷呈,使"两史"研究进入崭新时期.     

《宋代出版史研究》出版

周宝荣著《宋代出版史研究》2003年8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刊行。此为断代出版文化研究中,继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叶再     

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对推动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师生和相关部门专家学，是研究的基本力量。20世纪最后10年的地方出版史料编纂，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社史研究，以及编辑出版人物研究、出版史料汇编，硕果纷呈，使“两史”研究进入崭新时期。     

为出版学、出版史、出版史料作出贡献的先行者--深切悼念宋原放同志

今年6月30日晚,从电话中惊悉宋原放同志于当日凌晨在上海病逝的噩耗,深感悲痛,眼前立即浮现去年2月25日我在国谊宾馆和他晤面时的情景.那次是他来京接受第八届"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授奖和参加中国版协老出版工作者工作委员会会议,特地抽出半天时间,约集在京部分出版界老同志在他住的房间内聚会.     

现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时代(三)

<正>创建涵芬楼张元济在商务所办之事极多,其荦荦大者如主持编辑教科书,组织出版汉译世界名著,辑印古籍善本,改进新式排字机等,无不驰誉海内,影响深远。其中他创办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更显示其博大的事业型努力。中国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名目各异的公私藏书楼,但大多着眼于藏,"嫏嬛深闭,检读为难,缥缃万卷,徒资玩饰",是故"见者未必能用,而用者常恨不得见"。同光年间,伴随西学的传播,西方     

现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时代(二)

<正>"为古人续命"从普及传播新知新学到抢救、整理与影印古籍,张元济工作重心的转移,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他个人的性情与学术兴趣,但更重要的方面可能还出自他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沉痛关怀,自觉地为中华人文慧命护持薪火。近代以来,神州板荡,四海不靖,外患与内乱绵延不绝,许多珍版秘籍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民间私家藏书亦纷纷散佚,正所谓"神州多故,旧籍沦亡"。在同一过程     

现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时代(一)

<正>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始终。他没有旗号,没有宣言,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堂皇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实干、执着而且富于识见,数十年如一日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作坊办成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和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亦从前清翰林转变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成为那个动荡岁月里有所建树的典型,他的名字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时代。     

现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时代(四)

正一个有魅力的人在变乱纷扰的近代中国,商务之有这样的成绩,显然与张元济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除了他兼有学者兼事业家的特长之外,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素质对商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思想性格上的开明与开放。在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思想往往流于偏至,非此即彼。张元济则不然,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开明与开放的态度,稳健地推     

从《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始末看出版人的责任担当

辛亥革命元老曹亚伯撰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参考史料之一。该书最初于1930年3月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6月16日即被国民政府宣布禁售。文章从出版角度梳理该书出版始末，分析其被禁售的原因，以此来反思出版人在出版过程中的作用与责任担当。     

文化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以富阳市支中心为例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建成以后,存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后续经费不足、读者活动不持续、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乏力等问题,应主动争取上级主管部门支持,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到岗到位,加强横向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加强地方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共享党员远程教育资源,使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党史题材出版物的历史考察与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党史题材出版物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而产生并发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党史出版物的撰写主体、功能定位、服务对象、研究视角等发生显著变化,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成就、普及党史知识、传播党史文化等方面展现了重要而独特的价值.     

我国电子出版物产业的现状与发展

短短几年内, 我国的电子出版物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正在成为出版业和计算机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文简要介绍了电子出版物的行业管理政策, 技术进步和品种特色, 提出了今后发展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汉代文献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在文献学理论、学科术语、学科方法和具体成果等方面,都构建了文献学学术规范,使古典文献学基本走向成型,成为中国文献学的实际源头和重要发展资源,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