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帽子”异化的机制研究

中国各级政府通过人才工程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赋予"人才帽子"称号并给予特殊保障措施,但是以"人才帽子"为表征的海归人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异化现象,对中国学术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以山东省为案例研究区域,以海归学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发现"人才帽子"异化现象是在中国逐渐加强吸引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以及将"人才帽子"作为重要政策工具的背景下产生的,并在人才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绩考核的纵向叠加、政策配套的纵向叠加和行动者利益的横向叠加的"三重叠加"造成"人才帽子"的异化现象。最后,提出完善海归人才政策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高层次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本研究以陕西省高层次人才政策为例,从政策目标出发,在人才成长、学术成果等维度上构建高层次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采用描述性统计、断点回归等方法,探究地方政府高层次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即使获得了政府支持,省级高层次人才也很难成长为国家级人才,而青年学者是其中潜力最大的群体;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政府对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支持不能显著促进其创新成果产出;而地方政府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对少数高层次人才的高强度支持以及如何破除政策实施效果的制约因素可能是未来人才工作的关键。     

海外青年学术人才引进政策效应分析——以“青年千人计划”项目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学术人才跨国迁移决策矩阵为基础阐明海外青年学术人才引进政策的效应,然后采用生存分析中的KaplanMeier分析法和Cox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项目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能力因子对青年学术人才"海归"决策具有双重特征,其中在世界Top100任职的青年学术人才回国意愿比较强烈,但在海外进入终身职位序列或者获得终身职位的青年学术人才回国意愿不强,且年龄越大的学者回国意愿越弱;在中国大陆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术人才并不倾向于回国发展,一般学术人才年龄越大回国意愿越强。虽然高学术能力青年学术人才留在海外是其理论最优选择,但是海外青年学术人才引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与海外市场的收益差异,在吸引高层次人才全职回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国家主义”到“职业主义”:以色列高层次人才吸引的国家战略及其变革

促进高层次人才回流是以色列重要的国家战略和政策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实施了一系列政府主导的高技能人才回流计划,利用公共资源为高端人才回归提供帮助和经济激励。伴随着以色列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高技能人才政策体系也经历了广泛的政策变迁和话语结构转向。从政策话语来看,从早期强调种族认同和国家利益这一“国家主义”的政治性描述,逐渐向强调个体职业发展机会这一“职业主义”的经济性描述转变;在组织模式上,从“政府主导”日益向公私合作模式转变,强调政策过程的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在战略转型方面,通过强调人才吸引政策的准公共物品属性、高度选择性和差异化补偿机制,强调高端人才与优势产业的精准匹配。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建议

高层次科普人才对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起着无可比拟的关键性作用。中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阶段,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提升国家科普软实力,改变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一体两翼"不平衡的现状。文章从高层次科普人才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对高层次科普人才的现实需求;通过对培养工作和研究现状的梳理,探究了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发展和规模、机制和模式以及外部环境(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等;最后,从组织体系、培养机制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加强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的政策建议。     

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人才吸引力研究——以湖南省典型国家高新区为例

国家高新区是带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科技创新人才是推动高新区转型升级的关键核心资源。本文以湖南省典型国家高新区为例,从个体感知视角,基于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方法,对高新区科技创新人才吸引力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人才政策、个人发展,“乡土情结”以及在高新区工作年数等个体特征是吸引创新人才的关键变量,创新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未得到统计支持。针对高新区科技创新人才的关键吸引力,本文从实施差异化人才政策、重视人才高层次需求、建设高层次创新人才社区、制定本土人才培养和回流计划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     

海外经历能否加速职业发展：以长江学者为例

    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日益深化,科研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海归学者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也日益显著,但这一议题尚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聚焦我国高层次人才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1999—2017年间入选的科学技术领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样本,以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时的年龄为职业发展速度指标,分析了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海外经历对高校科研人员职业成就进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外经历对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时间的催化剂作用具有异质性。获得海外博士学位即归国以及海外经历仅为短暂求学/访问的科研人员在职业发展中均不具优势,而全职海外经历缩短职业成就时间的效果明显。此外,海外经历的加速效应因科研人员所在研究平台的不同呈现异质性。入职“双一流”高校的海归学者往往更快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基于研究发现,论文对我国公派访问政策和高校当前的人才引进实践进行了讨论。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中国优势、挑战与关键路径

科技创新人才对于“一带一路”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面对当前人才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吸引国际学生和科技创新人才的严峻态势,急需探索解决如何吸引高质量优秀人才来华深造、如何科学高效地培养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发展等重要问题。文章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中国科教发展现状对比、共建国家来华留学情况及关键影响因素调查分析,提出了设立“一带一路”海外人才培养中心、选培海外青年科学家、选拔高层次留学生、开展科创管理高端培训等4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关键路径和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提升中国高教国际影响并为“一带一路”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整合的必要性及建议

加快人才发展是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的目标实现提出了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整合的要求。本文从科技人才评价发现机制、科技人才流动配置机制、十二个重大人才工程的推进、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需求的现状、搜索引擎技术的等角度分析了高层次科技人才信息整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改变各个系统各自为政的科技人才信息建设现状,建立宏观统筹协调机制;统一科技人才信息标准;针对科技人才信息建设的现状,采取区别对待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整合政策;搭建科技人才整合合作平台;构建以人才保障为核心的科技人才信息整合安全政策的信息整合建议。     

我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动因分析

首先分析了当今世界人才需求状况以及我国海外人才流失的严重性,然后分别将经济因素、科技因素、教育因素等指标进行量化并研究它们各自与人才回流数量的相关关系,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人才回流的经验,最终提出促进我国人才回流的政策建议。     

探讨国土资源发展模式中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的重要性

促进国土资源事业的改革与创新是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的.近年来,通过“百人计划”、“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人才”、“优秀工程师”的人才政策的实施,两院院士初步形成,年轻化科技人才日益增多,突出贡献专家等高端人才也相继出现,同时也提供了高层次人才发展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空间,填补了国土资源的高层次人才政策的空缺.继续坚持以人才培养为第一目标的原则、建立高层次人才成长体系、积极打造国际交流平台、营造人才优化氛围、是目前我国国土资源高层次人才政策培养体系建立的重要保证.     

脚踏实地 直道而行——访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旭东

王旭东,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同年考入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师从沙庆林研究员攻读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后留在本所从事沥青路面材料和结构的科研和设计工作。1998年10月获东南大学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03年入选交通部首批"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06年获得第一届中国公路学会"青年科技奖"。2007年荣获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现为交通部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道路联合会会员。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次,其中二等奖4次,三等奖3次。     

“双一流”视角下高校与高层次人才流动博弈研究

“双一流”战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略举措。该战略提出后，中国高校亟需高层次人才加强自身学科建设。在此背景下，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流动日益频繁，这也为高校与高层次人才流动博弈提供了条件。本文创新点是根据理性人假设，从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和委托-代理博弈角度出发，多维度分析了高校与高层次人才之间的流动博弈。博弈研究发现高校与高层次人才博弈存在博弈均衡解问题，高层次人才流动还与薪酬奖励、城市发展、家庭幸福和科研平台有直接关系。本文立足我国高校发展现状并结合博弈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化资本视域下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及对策——以G大学为例

厘清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有助于加强我国创新创业管理的案例储备与支援体系。本文采用访谈法来对G大学该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学术地位的维护与助推学生成长成才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将文化资本投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双重动机,而高校学工部门所提供的经费、场地与信息成为其文化资本在创新创业教育场域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从实践来看,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文化资本成为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绩效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高校绩效为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与低下的科技管理效能,抑制了高层次人才运用文化资本的能动性及其在创新创业教育成果转化速率。据此,未来高校应当建构以过程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并通过改进科技管理效能来进一步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助推创新创业教育绩效的角色作用。     

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的海外人才回流问题研究

作为海外人才回流的主体,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而如何吸引并留住海归人才是当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问题.本文将海外人才回流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CES生产函数,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影响海外人才回流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当前影响中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因素主要有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国内工资水平、国外收入水平以及中国失业劳动力总量等因素.中国人才强国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潜力仍相对不足.文章最后根据上述结论给出了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对策建议.     

浅议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高层次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高层次人才政策已取得很好的政策效果,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的规范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进一步创新高层次人才政策势在必行。     

我国将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

国务院2月26日全文发布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以下简称《配套政策》）指出，我国将实施国家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在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等若干关系国家竞争力和安全的战略科技领域，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创新人才群体和创新团队。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政策对比研究——以杭州滨江区与上海杨浦区为例

杭州滨江区与上海杨浦区同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两地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政策都具有系统性的特点,都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和服务平台建设,政策效果都比较明显。同时,两地之间在政策扶持领域、政策的针对性、政策的完整性和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等方面也有所区别。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加强政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有助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学科领域的定量分析与国际比较——以“长江学者”、“百人计划”和“千人计划”为例

以"百人计划"、"长江学者"与"千人计划"的入选者(共计4 433名)为研究对象,针对其学科领域开展了定量研究,并与美国NSF最新出版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年)报告中的美国高等教育以及美国当前科技劳动力的学科领域情况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引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主要聚焦在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美国在读博士的学科领域前三位分别是工程学、生物学以及物理科学,而当前科学与工程劳动力职业中学科领域前三位分别是计算机和数学家、工程学家和生命科学家。在此基础上,针对未来我国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引进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新形势下促进海外留学人才回流的制度建设——基于中美经贸争端视角

我国在留学人才引进方面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传统引才工作方式在新形势下面临风险隐患,人才引进市场机制不健全,留学归国人员创业融资难问题突出,人才发展环境有待优化,对此需立足国际视野开展制度创新,促进海外留学人才回流.梳理分析国际上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特别是吸引本族裔留学人才回流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研究提出要通过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拓宽渠道引进高层次留学人员、发挥市场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完善留学人才创业政策和融资渠道、优化服务打造国际化的人才发展环境等途径,吸引留学人才归国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