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验证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只是对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度的衡量,具有较大的失真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应是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指标与执法强度指标的综合。选取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意识以及国际监督等指标以度量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综合立法强度指标,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新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计算我国纵向的时间序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及横向的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对其可信度进行验证。     

专利保护强度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实证研究

研究中国专利保护强度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客观看待中国专利保护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测度专利保护强度时结合专利立法保护强度与执法保护强度;测度执法保护强度指标中纳入专利代理人数量、专利侵权行政案件结案率、专利侵权司法判赔率、人均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以使评价指标体系更科学和符合实际。采用逐步建立多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专利保护强度的提高能够有效解释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发现,中国专利保护强度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减弱,甚至无法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尽管中国专利立法保护强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专利执法尚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司法侵权判赔方面。由此可见,中国专利保护现阶段应更注重对法律的执行,以更好的发挥专利制度对产业的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农业开放性对品种创新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2000-2015年植物新品种创新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品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农业开放性程度指标,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借助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对区域品种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对区域品种创新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两者的交互项则存在抑制性效应。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开放性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不同区域品种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中,东北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品种创新具有一定阻碍作用,农业开放度及交互项的消极影响不显著;华东地区农业开放性相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且交互项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华中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开放性及其两者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据此,从知识产权保护及农业开放性的角度给出提升区域品种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评价——以加入TRIPS协议为中心

从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和执法保护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运用1985——2010年的实际数据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从1.156上升到2.980。运用Chow检验发现在2001年(中国加入TRIPS协议的当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发生了结构断点。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是促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因素,但受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

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已经相当完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水平主要取决于执法水平。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水平的度量,具有涉及多个层面和部门、繁琐复杂、更难度量等特点。本文将构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力求涉及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各个层面和主要执法部门;涵盖主要的知识产权种类;尽量选择能够反映实际执法水平的直接指标。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2001-2012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进行度量和详细分析。     

关于入世后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思考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背景，要求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增强全民知识产权法律素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定位研究

就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的质疑由来已久,但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持续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却得到了日益的强化。如何理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基本性质,如何分析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尝试从制度内涵、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三方面分析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基本性质,并从优化知识产权执法的角度为该制度的定位提供了包括整合必要执法力量、强化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协调、健全执法程序等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实证研究——国际比较与适度性评判

对包括我国在内的122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并构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指数,进而得出各国知识产权的实际保护水平.在此基础上,以人均国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水平近二十年来提升显著,已达国际较高水平.同时,我国在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上差距明显,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未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回归分析显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较显著影响,如果以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不存在保护不足的问题.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工作。要深入贯彻实施国家有关法律和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司法机关、知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和政府宏观管理协调机关，必须强化职能，明确分工，协调配合，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紧紧依靠和大力支持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及时、公正、公开、严肃的审判。在这方面，笔者谈些粗浅的看法和意见。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17年时间内，无论是立法、司法、行政执法还是宏观管理，都取得了国际罕见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司法审判，已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     

论建设创新型区域背景下的县域知识产权管理

县域知识产权管理是我国整体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基础,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区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建设创新型区域的视角考察,当前县域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观念淡薄、工作机构不健全、执法和司法力度不够,以及企业和农户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亟待提升诸方面.建议以切实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等措施来提升我国县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创新性区域建设.     

中国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定量研究

商业秘密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目前对于中国商业秘密保护的量化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基于综合评分法,对1993-2014年中国商业秘密保护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量化结果表明：1993-2007年商业秘密立法水平较低,自2008年开始立法水平发展较好,2013年立法水平已经比较完备;然而,由于执法意识淡薄,执法水平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一环节制约了实际保护水平的提高。在量化测算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模仿创新是限制实际保护水平提升的深层原因。因此,加强自主创新是提高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根本途径。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使得其提升机制探索成了当务之急。本文从行政执法、司法判决和法律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构建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呈倒“U”型,上述影响在金融危机后更加显著,但区域异质性不明显;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已越过“最优强度”,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了抑制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主要通过技术交易机制影响资本回报率,研发效率低下使得研发投入机制不显著,“创新假象”又导致技术质量机制失效;当前,中国已陷入了“知识产权保护陷阱”,进而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进退维谷,未来亟须向自主创新转型以突破上述陷阱。     

基于熵值法-TOPSIS法的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评价研究

结合高技术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构建包含专利和非专利产出"2维度-7指标"的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客观确定指标权重,再根据TOPSIS法测度并综合评价2009年-2013年5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能力,并构建评价模型。结果表明,2009年-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呈现增强趋势,但是每年的增强幅度处于逐年递减状态。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企业以及高校三个视角提出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建议。     

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应对机制刍议

已成为我国知识产权大省的河南,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等方面虽进行科学系统的保护,然而与快速发展的知识产权事业相比,这项工作在现实中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将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宏观视阈,从服务体系、法律制度、管理机构、执法体系、强化意识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分析河南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探究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化服务科学的、可行模式,以期逐步提升河南科技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考察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概况,对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概括说明了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在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保护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模式选择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我国立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变迁确立了现行统一的顺序法定模式。但司法实践却与立法完全脱节,从修法趋势看也存在单行法之间再次分裂的可能。基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为更好的保护权利人,抑制侵权行为,考虑实践的可操作性,我们应当与国际接轨,采取统一的自由选择模式,并将其定位为一种指引性规范。针对法定赔偿泛化、赔偿数额整体偏低的问题,应当坚持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导向,强化证据思维,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药品专利保护强度的选择——以中国和澳大利亚为例(1986-2009)

在医药技术、医药经济和医药产业倍受关注的今天,药品专利保护所具有的激励研发创新、提升科技竞争力、促进信息技术公开的基本功能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力保障。根据药品专利保护是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两方面综合作用的原则,本文对1986-2009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药品专利保护强度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一是两国药品专利保护强度的变化曲线相类似,二是执法强度差异是造成两国药品专利保护强度差距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加强药品专利立法保护和优化药品专利执法保护环境的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枫桥经验”：典型案例与启发

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枫桥经验”遵循减少司法干预、保障民间自治和促进纠纷内化的基本理念,积极发挥本领域专业人士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和创意保护与激励中的作用,寻找法院诉讼之外替代性纠纷解决路径。阿里巴巴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北京软协人调委模式及苏州刺绣版权交易平台等三个有代表性的实例表明：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经过多年探索,在专利、商标、著作权的保护及相关创意的保护与激励方面成功开创了“新枫桥经验”,三个案例也显示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新枫桥经验“平台自治—专业市场建构—行业自治”的类型性、递进性等特征。在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的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新枫桥经验”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等方面有诸多深刻启示。     

从问题专利探讨保护和反垄断的适度平衡

如何在专利保护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之间寻找适度平衡,一直是各个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和反垄断制度相互配合.对于促进技术创新、保障市场竞争有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问题专利为出发点,探讨保护和反垄断之间的同一性和对立性,建议从立法、司法、鼓励政策和增强公众认识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专利保护机制.     

开放创新下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堵还是疏?

在开放创新悖论和负外部性并存的前提下,知识产权的“疏堵”保护模式对地区创新能力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12—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开放创新范式下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在开放创新范式下,采用“重堵轻疏”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影响知识产权的创新溢出效应,不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样采用“重疏轻堵”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由于缺乏创新者激励,同样也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只有建立“以市场化疏通为目的,以核心利益保护为底线”的市场化促进与保护模式,才更有利于实现创新者激励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双重效应。本研究结果丰富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研究方面的文献,对我国政府制定支持区域提升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具有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