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万卷楼抄本《章学诚全集·士习》看《文史通义·感遇》的文本写定

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标注有目无文的《士习》一篇,其实并未逸失。《士习》篇最早由周作人从十万卷楼抄本《实斋全集》中发现,并刊布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5期的开卷第一篇。由于时值日本侵华,且《馆刊》流通不广,这一发现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十万卷楼抄本《实斋全集》今藏国家图书馆,经查阅,《士习》篇确实保存在第5册之中。《士习》并非如周作人跋语所说是《文史通义》内篇《知难》的初稿,而是《感遇》篇的初稿。通过《感遇》与《士习》16则歧异文句的文本比勘,可微观考察章学诚对著述删润写定的不同形式,并进而体察章氏学术思想与行止心境的变迁。     

十万卷楼钞本《章学诚全集》研究

萧山藏书家王宗炎是章学诚晚年归乡后的主要交往友人。章氏去世前曾将全稿付王氏校定,王氏十万卷楼钞本《章学诚全集》当因缘于此。十万卷楼钞本或由王氏后人抄成。该本部分篇章内容与大梁本两《通义》一致,部分与嘉业堂本《章氏遗书》一致,亦有超出两者之外的异文、跋语、逸文,有助于改进刊本之讹误、阙佚等,可促进章学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十万卷楼钞本经平步青、周作人递藏,平氏还对该本作了不少批校,亦颇有价值。     

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

清代章学诚著作《文史通义》,后有《校雠通义》,它实际是古代的编辑学。编辑为什么叫“校雠”呢?原来“校雠”是校对的意思。刘向《别录》:“校雠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原来指校对。《汉书·艺文志》:“至     

实斋家门而不实——《文史通义》二叶注发微

文史通义注,叶长青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检叶瑛《校注》,与叶长青"援引从同"之处,数量极大。又书中确有采用叶长青之说并加以标明的,然全书仅有12次;书末《引用书目》列出"所据参校诸本"、"近人著述"等300种著述中,并无叶长青《文史通义注》一书,似乎叶注之于《校注》无关轻重。叶长青的注文既有不少误排,甚至有注错之处,叶瑛的校注也都相同,并且仍未标明与叶长青有关,这些错讹的文字恰可暴露出叶瑛的抄袭问题。     

从《校雠通义》看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

清代章学诚在其著作《校雠通义》中提出, 目录学的主旨在于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对西汉的刘向、刘歆《七略》以来目录学思想的提炼和总结.章氏还总结和提出了互著、别裁和辨嫌名等著录方法,并认为这些著录方法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目录学主旨而服务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主旨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目录学思想达到了最高峰.     

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方志学思想

章学诚清代方志学理论贡献最大者,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刘知儿的《史通》,并称中国史学理论史上的“双璧”,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集中在《文史通义》中。     

周振甫是怎么做到编研结合的?——以《文史通义》为中心的考察

一代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集"学者型编辑"和"编辑型学者"于一身.在其漫长的编辑生涯和研究历程中,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从就读无锡国专的上世纪30年代学习此书,到80年代编校此书,再到后来展开以"部次条别之法"为特点的文史研究,周振甫以一本古代经典为依托,很好地将学习、编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对新时代的编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清朝章学诚的档案工作考证

章学诚是我国著名的档案研究者,他一生潜心研究史学、地方志、方志学等,尤其对档案管理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其所著的《方志略例》、《文史通义》等著作,包含了丰富的档案学思想,对后代的档案研究及管理工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历代编辑列传(四十一) 章学诚(1738—1801年)(上,续三)

章学诚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二书,他本人是非常重视的,曾直言不讳地说:“乎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义答朱少     

郑樵的互著倾向

章学诚曾说:“《汉志》以后,既无互著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校雠通义·辨嫌名》第五之一)过去学界也大都同意章氏的观点。但是,章氏的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早在宋代的郑樵就已在其目录学著作中体现了互著之法。虽然在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郑樵遗著中未能见到有关互著的言论。但笔者认为有两点需提请注意:第一,郑樵一生著述甚丰,据厦门大学郑樵研究小组统计共84种,但流传至今的仅有五种残缺的遗作,在这点仅存的遗著中未能保存郑樵的全部学术思想。第二,在郑樵的《校雠略》中多次对     

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及其利用价值

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是章学诚生前将自己的著作抄寄友人朱锡庚保存,而由朱氏装订成册者,这一抄本因具备章学诚著作稿本的性质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朱氏抄本《章氏遗著》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章     

《所见太谷学派遗书》订补

《文献》1992年第1期发表的陈辽先生所撰《所见太谷学派遗书》(以下简称《遗书》)一文,对现存的太谷学派遗书作了较有系统的介绍,读后获益非浅。惜其中尚有疏漏之处,兹就笔者所知见,依其次序,订补如下。不妥之处,敬请陈辽先生及学术界同仁指正。一、张积中著《张氏遗书》,除了泰州图书馆藏本外(以下简称"泰州本"),还有一种抄本,即1937年刘蕙孙教授手抄     

章学诚古文创作时间考证三则

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只在其少量著作内注明了撰写日期,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又与朱少白论文》及《与邵与桐书》等三篇古文均无确切时间记载。从作品内容及相关材料出发进行考证,章氏三篇古文分别作于1783年、1791年与1781年。     

图书简介

《咬文嚼字三百篇》郝铭鉴主编开本:32开定价:58元(上下卷)2008年7月初版这是《咬文嚼字》杂志的文章精选集。此三百篇精选自八千篇文章,分九大专题编排成书,是几代作者共同摆下的一桌语文盛宴。     

章学诚与阳明学派渊源关系考论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构建了一个浙东阳明学的历史谱系。它与《章氏遗书》中的其他言论一道,证实了章学诚的阳明学倾向。这种倾向,渊源自章学诚家族道墟章氏与阳明学巨子的交往。明末刘宗周与章氏的血缘关系及其本人在阳明学中的重要地位,促成了道墟章氏向阳明学的转变。到了清代,通过邵廷采与章大来等人的交游,嶯山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经史之学”的新风气传入道墟章氏,并直接影响了章学诚以史学代理学的基本倾向。     

国图所藏耿文光二十卷本《目录学》考

《目录学》是晚清山西目录学家耿文光所编的一部目录学著作。现存世者有刻本和稿本之分,前者九卷,后者原二十卷,今则为残本。九卷本成书时间及刊刻过程有资料可据,二十卷本则需要进行进一步考证。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卷本,并非初稿,而是第二次修订稿本。其成书时间大概在清同治十年,至光绪十四年尚在修订。其对《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的最终成书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思想在语言中升华——《英语写作——范文100篇》编后絮语

文章介绍了潘能教授专著《英语写作--范文100篇》的著作方式的确定过程与理由,评价了其写作语言及内容编排特点.     

浅析洛克《政府论》写作的上下篇关系

《政府论两篇》是约翰·洛克主要的政治思想著作,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政府论》是否是为1688年光荣革命辩护而作历来是一个争议话题,另外,近年来也有新观点质疑《政府论》上下篇的成书顺序,认为《下篇》成书先于《上篇》。本文尝试着对学者彼得·拉斯莱特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考察与归纳,最后,笔者不同意拉斯莱特认为的《下篇》先于《上篇》写成的观点。     

皎然《诗式》版本源流考论

《诗式》存在三个版本系统,即五卷本系统、《吟窗杂录》本系统和一卷本系统。吟窗杂录和五卷本相比可见:《诗评》由五卷本《诗式》"评曰"冠首的条目辑录而成,反映了《诗式》成书过程的理论修订。     

一本书的构成

一本完整的书究竟可以有多少构成部分,这些构成部分的优劣怎样判别,对于编辑工作者和著译者,对于广大的书籍爱好者来说,该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中国古书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以成书年代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史记》来说吧,作为一部完整的史书,一部专门著作,一部一家之言,它的构成可说具备了创新的性质,为以后这类著作建立了模式.《史记》由十二卷"本纪",十一卷"年表",八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