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及其原因

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和活动中心。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以大沽之战为界,前后有很大的差异。前期他对义和团运动以剿为主;后期则实行招抚政策。裕禄对义和团的这种政策是由清廷、列强以及义和团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对这些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和裕禄其人。     

“废帝立储”、“联拳抗洋”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

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后，清政府起初对之大肆“剿灭”、疯狂镇压，而后来则实行“招抚”政策，承认义和团合法。导致清政府前后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教材和教参谈了两点：一是义和团声势浩大，直接危及清朝统治，清政府不敢镇压。二是清政府想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第一个原因学生容易理解，对第二个原因，学生必然会问：清政府为什么要对付列强?中外反动势力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矛盾?要解开这些疑团，就必须知道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与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笔者试就这一问题作几点分析说明，以供参考。     

论直隶在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位

从直鲁两地义和团相比较入手，结合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发展、高潮以至终结的各个阶段进程，论述了直隶成为义和团运动中心的表现。     

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地区是山东。1900年初起，山东义和团的活动渐趋沉寂。而与此同时，直隶义和团却迅猛发展起来。当时就流行一种说法，义和团起于山东，而大发展则在直隶。这种说法在史学界长期得到普遍认可。人们还力求对义和团在直东两省的不同发展趋势作出解释。     

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略论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阶段

义和团运动应当以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１日慈禧太后颁布“宣战”上谕为界限，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扶清灭洋”口号体现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性与盲目排外等愚昧落后性的对立统一。“宣战”以后，尽管义和团运动并未改变反帝爱国的方向，但大多数义和团向封建统治阶级报名、挂号，先后打出了“奉旨”旗号，其行动已基本上听从清政府的指挥，甚至以封建统治者的臣民自居，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从而使后期的义和团运动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义和团所表现的愚昧落后性，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阶段发展到“奉旨灭洋”阶段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又成为其失败的起点。     

《团规》是清政府破坏义和团运动的罪证

在义和团运动中,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些义和团组织中,曾经留传着一种义和团《团规》。这种《团规》,并不是义和团的组织自己制定的,而是被清政府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的载勋、刚毅强加给义和团一些组织的,是清政府利用、控制和破坏义和团运动的手段之一,它实际上也起了这种作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就坚持镇压的态度,想“一举荡平”。不料,义和团运动竟如火如荼地迅猛扩展开来,1900年夏又控制了京津。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北义军的抗俄斗争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东北遭受帝国主义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尤为深重,1900年春,在山东、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先后以义和团、忠义军、六合拳为中坚,前赴后继,誓死如归,对帝国主义和腐败卖国的清政府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人物。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

裕禄,满洲正白旗人。他多年任地方督抚。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任直隶总督。直隶省是清王朝的“畿辅重地”,又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关于裕禄与直隶义和团的关系,迄今尚无专文述及。本文仅就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诸同志。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

一九○○年六月,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出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开始瓜分一个中央政权已趋于瓦解的孤弱的中国。但是,最后瓜分并没有成为事实。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维持了中国表面上的独立和完整,维持了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这种结局是怎样造成的?过去许多论者以义和团对帝国主义打击的沉重来说明全部原因。诚然,这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问题的全部。笔者认为,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此时期内的对华政策进行具体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揭示这个结局的全貌。首先,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列强各国的不同对华政策。一八四○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随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涌向这个尚未被分割的广袤     

浅析山西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是继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由农民阶级掀起的又一次革命高潮。山西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在继山东、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后兴起并得以迅猛发展。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民族矛盾的激化;阶级矛盾的加深;山西人民富有革命的历史传统,以及在这次运动中清政府地方官员给予了支持。     

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述

由全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天津历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天津地方史志总编室、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义和团纪念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共同筹办的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5月6日至10日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的教学、研究和新闻出版等七十二个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及专著八十余篇(部)。提交到大会的论文内容,涉及到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许多方面——义和团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用,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和关系,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地方实力派、“东南互保”等等。     

论景廷宾起义的历史地位

1900年，以华北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号召下付出了血的教训。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景廷宾所领导的起义提出了“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这一起义，既可以说是义和团的再起，又可以说是义和团从“扶清灭洋”转到“扫清灭洋”斗争的开始。它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民主革命高潮的前奏。     

“东南互保”出现探因

<正>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1890年6月,当八国联军在中国北方发动武装进攻时,英美帝国主义同中国长江流域的东南沿海各省督互相勾结,搞所谓的“东南互保”活动。 “东南互保”局面的形成,主要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为维护在瓜分狂潮中所擢取的殖民利益,并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总政策的多变和混乱,以及由此而加剧的南北督之间的矛盾。 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防范查禁,控制利用,一意剿杀。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以致影响到清政府在政策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含糊和混乱状况。首先,方针多变。当时有人这样说:朝廷办义和拳招书,前后反复,不类一人一时所为(《义和团》(二)520页)。这时期“政令最乱,或剿或否,毫无宗旨”。(《庚子纪事》222页)。其次,在当时清政府处理义和团问题的上渝、硃批之类的正式文件上,用语常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例如1899年12月29日上谕说:“拳民聚众滋事,万无宽纵酿祸之理。”然而,在这个谕中却又说:“惟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义和团》(四)9页)面对这类上谕,地方官员也只好表示“自当悉心设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8页)敷衍过去。再次,这时的谕旨失去了约束力。”谨     

冀中义和团运动与清廷的宣战决策

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对冀中地区义和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关专著述之未详,专题论文寥若晨星,史料的发掘整理也未尽人意,这与冀中义和团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极不相称的。冀中是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象其他地区那样源远流长,而是火山喷发似的迅速形成高潮。名闻遐迩的涞水之战、义和团占据涿州、廊坊之战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多次战斗均在这里发生;著名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王成德、周老昆、张玉瑢等人也从这里涌现。冀中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和大量入京对清朝统治者的震动和影响也大大超过其他地区。本文不打算对冀中义和团作全面的论述,仅取其发展与清廷宣战决策的关系这一视角来作些探索。     

直鲁义和团早期斗争与京津保高潮的形成——兼驳“山东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说

:义和团运动自 1898年在蒋家庄首举义旗 ,运动迅猛发展 ,此后直隶境内的义和团由南向北发展 ,到 190 0年春在京津保地区形成高潮 ,可以说直鲁两省义和团运动的早期斗争是高潮到来的基础 ,而高潮的出现 ,则是早期斗争的继续与发展。而决非“主力转进”的结果     

义和团时期的绅士

在义和团时期,清政府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使绅士们无所适从。他们与地方官合作,充当团首,做义和团和州县官的桥梁,保护了州县官,州县官也保护了他们。也有一些绅士参加过激行动,被时代所淘汰。他们的活动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斗争激烈而复杂,很值得研究。     

“义和拳”更名“义和团”探析

义和团是由义和拳发展而来,已为众所公认。但对义和拳是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改称义和团的,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一、封建官府的“倡导”据现有资料,义和团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同治年间。曾亲身参加义和团运动的郭栋臣回忆说:同治五年直隶威县城北建立过义和团。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载:同治     

义和团"极盛"前夕的教案态势与清方对策

在义和团极盛前夕,山东、直隶教案数量较前骤增,反洋教阵线构成复杂,而以义和团及相关秘密会社力量为主导,外国方面借端进行的武力威胁、政治讹诈以及各国间的协同性则明显加强,格局空前复杂。清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山东、直隶),尽管在对教案所谓持平办理的言论上较为一致,但实际态度和举措或差异颇大,阴差阳错地为最后义和团在京畿地区的兴盛和教案在该区的激化提供了过渡和铺垫性条件。     

直隶地方官与清末宪政改革

直隶地方官对宪政的认知体现在许多方面,尤其在加强政治新体制的建设方面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将地方自治和谘议局建设作为官绅相资为治之机关.直隶地方官十分注重宪政知识的宣传,并使其成为直隶宪政改革较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在直隶宪政改革中,直隶基层官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一方面通过译介西方宪政书籍传播民主思想;另一方面,针对宪政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寻找对策,加强了对基层改革的督导力度.     

廊坊大捷--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标志

廊坊大捷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特征，是义和团运动中期步入高潮的显标志，是义和团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全面反击的历史决战，廊坊大捷义和团发展史上处于高潮阶段，概言之，廊坊大捷是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