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后三变”之终变——兼论王门后学分化的根本原因

阳明殁后,王门后学的分化实际上来自于弟子们对其教法理解的偏差。阳明的教法应为"知行合一——静坐——诚意——正心"之四变,而以先天正心之学为其终教。但这种教法过于高妙玄远,因而阳明补充了后天诚意之说,形成定法之下的权法。定法与权法统一于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教中。阳明生前未及详细阐发致良知,以致后来王门弟子各执一边,形成了自本体而言工夫和自工夫而言本体的二重趋向。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

阳明"心学"重在工夫。阳明的学问是从对生命之根和生命之限的透悟上得来的,他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他的学说是工夫形而上学,他从工夫出发建立形而上学。虽然儒家的本体、境界、工夫三者是同一的,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则更突出工夫的意义。他的"良知"是人的立命之处,"致良知"是基本的工夫。     

破除光景——罗汝芳对良知学的承续发展

阳明之后,后学对良知的阐释异见纷呈,流弊益甚,或是将良知引入虚玄,义理分解到极致,或是任取当下,导良知入情识,两者都将良知导入光景。罗汝芳补偏救弊,以赤子之心为宗,觉悟信从赤子之心的虚灵周遍,不再去空描画良知本体和做执持工夫,以此破除对良知的障蔽和遮掩,顺适此心,直下承当,使良知流行于人伦日用之间,为心学的发展指示出新的方向。     

读书便是致良知——池田草庵与幕末日本阳明学

池田草庵（1813-1878）是日本阳明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幼年学佛,经由古文辞学契入儒学,以阳明学为宗,以刘宗周“慎独”为工夫,融会朱子学之经学,最终归本张栻的“敬”学,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体现出幕末阳明学者兼容并蓄、重视实用的学术综合性。草庵接续并发展了大塩中斋“读书便是致良知”的论断,提倡以四书、六经作为入学的门径,以修身作为治学的要津,既补救了朱子后学陷于支离的弊病,也发展了阳明学的良知论。最后,草庵提出“以身体之”的经学方法,强调以阳明学指导经学,纠正幕末经学陷于繁琐的考证风气,为幕末日本革新知识体系提供了思路,回应了幕末日本的时代问题。     

王阳明致良知的工夫——以《教条示龙场诸生》为中心

致良知是王阳明对自己学问的总结,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本文关注致良知的展开工夫,以阳明先生龙场悟道时所作之《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作为其致良知工夫的具体呈现.     

江右王门修证派刘阳论

刘阳的学说和工夫是基于纠正阳明后学之弊而建立的。其"良知说"一方面将王阳明的良知学与易学之精蕴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又将周敦颐的无欲说和良知学贯通起来,从而丰富了阳明的良知学。刘阳为学最鲜明的特色则是重践履实功,并以此著称于世,是江右王门修证派之大家,而其工夫论主要是在具体指点学者的用功中呈现出来的。他正是通过实际的践履工夫,真正地践行圣贤之学,故成就了圣贤人格。这正是阳明学的一大特色和贡献,也是江右王门的最大特色和贡献。     

由工夫以见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品格分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知识旨趣、哲学形态的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品格。通过对阳明心学体系形成过程的个案分析,可以把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的实践性内涵,可以认识到王阳明心学体系是一种由工夫以见本体的实践性哲学。他的工夫论不是从“心即理”的本体论导出。实践工夫论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原点和“第一原理”。     

论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

19世纪上半叶日本最重要的儒者佐藤一斋,其《传习录栏外书》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的阅读笔记,其中观点反映了他对阳明心学的深刻理解。佐藤一斋肯定良知真实地创生万物的思想,认为集义等工夫都可以被致良知工夫统摄。佐藤一斋的思想融会朱子学与阳明学,这是其思想的显著特色,但也招致“阳朱阴王”的批评。佐藤一斋强调朱子学与阳明学只是侧重方面不同,将二者对立,甚至如王畿一样忽视具体工夫。在工夫本体、知行合一等方面,佐藤一斋都提出独具特色的心学观点,值得重视。     

王龙溪和王阳明思想关系析论

王龙溪和王阳明之间的学术关系是研究阳明学整个运动的重要内容,对其的考察可以有助于深化对阳明学发展的认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龙溪之于阳明有两重关系,即本体良知上的相应和功夫理论上的脱离。对于以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来说。相对于本体上的相契,功夫理论上的偏离无疑更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龙溪在功夫理论上对阳明实地用功的脱离。客观上导致了阳明后学末流脱儒入禅的思想局面,成为后世思想界批判的对象。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路径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以"龙场悟道"为分界,此前之阳明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程朱易学之因循,而基本不作自身之发挥;"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则是发挥易理以证其"道";随着工夫之精熟易简,王阳明又提出"良知即是易",指出二者本体与工夫之一致性,此为阳明易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良知与易道圆融。     

杨万里"诚斋"诗论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实际也是有较深造诣的理学家。他的《诚斋易传》、《心学论》和《杨子庸言》等学术著作皆对理学有所发明，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他关于诗歌教化的诗味说，尤其是他的诚斋体诗歌风貌的形成，都与他的理学观物理论、理学人生境界思想有重要关系。     

王学认识论思想探微

王阳明作为独立于正统理学之外的心学主要代表 ,从朱熹理学“折心与理为二”的反面出发 ,主张求诸本心、不假外力的认识路线 ,由此展开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 ,从而构筑内向型的认识论体系 ,充分展示了其思辩个性。同时 ,这种单纯向内的思路也导致本心能力有限性与客观认识对象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使王门后学的分化流变成为必然     

论冯敏昌及其岭南书院教育

冯敏昌是清代乾嘉时期岭南一位重要的诗人和教育家,他先后任教端溪书院、越华书院、粤秀书院,60岁在粤秀书院任上逝去。在岭南六年多的教育生涯中冯敏昌以儒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其中,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论理学对宋词的影响

代表着圣人之道的理学，以诗教为标准，裁约着宋词的审美观念，无论是北宋时期理学家对词的摒弃，还是南宋时期理学家对词学的靠扰，都体现了这一尺度。朱子发明诗骚义理，使“骚雅”的精神成为守词审美的最高标准，因此，在词学史上苏轼取代柳永，美成取代苏轼，最后白取代美成，成为新的典范，实在是理所必然。     

论郑珍对日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之辨伪

在中国辨伪学发展史上,郑珍据有重要一席。郑珍辩伪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日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为伪书。本文对郑珍辨伪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肯定其成就,补充其不足,指出其牵强之处。对郑珍辨伪思想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近代贵州儒学发展之状况。     

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思想史视角建构及其文学源流辨析

许总有关“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体现了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从宋代的国家哲学观照到元、明、清长时段交替反复着的中国文学史进程展示的宏观视野.许总的文学史研究兼顾时代、文体和源流之考辨,更融会贯通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最终汇流于文学史.许总的这一研究理路与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下文学的理论现实和创作现实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冯友兰“新儒学”之检讨

冯友兰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借以寻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儒学，实是希望理论工作者融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共同信念。     

湖湘学与曾国藩的人才教育观

湖湘学是宋代之后非官方的儒学流派在湖湘地区逐渐积淀而成的地方文化,以经世致用的事功特色区别于其它学派.在湖湘学浸染下曾国藩形成以转移风气为宗旨的系统人才教育观,把湖湘学经世致用、以外王达于内圣的思维倾向融入了他的人才教育观中.曾国藩的人才教育观体现了近代社会中国士人在教育近代化发轫阶段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抗西学冲击的文化自危、自省、自卫的心态.     

太平天国与传统文化略议

太平天国运动虽受到西方化的影响,但它仍承袭了中国古代历次农民战争的“奉天承运”、“改朝换代”、“太平救世”的变革思想模式。它固然对传统儒学和孔子进行了冲击,但实际上它又极力使“儒为己用”,援引孔孟儒家思想以及程朱理学思想,为自己的教义宣传、政策宣传和专制主义说教服务。在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下出现了以湘军主帅曾国藩为精神领袖的反太平天国思想的联合阵线。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失败,传统化的外显的应时功能被作了调整。传统化的逆反作用是清朝战败太平天国的化动因。     

生命·意欲·艺术——梁漱溟生命美学思想论略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中国生命美学的开拓者。他的生命美学融合了儒学、王阳明心学及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他视宇宙为一大生命,建立了"尽宇宙是一生活"的世界观,并系统地提出了人类文化的根源在于"意欲"的文化观和艺术的本质在于生命本性的流畅的观点。因此,梁氏生命美学思想对我国当代生命美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