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禅门偈赞的分类与主要题材

宋代佛教文学由于文字禅的提倡,非常注重文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宋代禅僧的偈赞作品存世甚多,依据创作机缘的不同,禅门偈颂可以有多种分类形式。根据禅宗史料的实际情况,宋代禅偈可以概括为开悟、说法、劝世和临终四种类型,因为这四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一个禅僧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在这些重要场合,他们常会以诗偈形式来表达思想情感。此外,题写在个人“写真”上的“自赞”也是宋代禅偈的一种重要题材,这些禅宗偈赞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增添了独特的品种。     

论七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七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汉魏以来的七言佛偈的译入,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七言佛偈的传译,为七言偈颂式诗歌提供了“通体七言”和“两句两句衔接贯连”的结构形式,加之与本时期中土四言及五言诗“隔句押韵”方法的长期共同作用,为梁代作家如萧绎、庾信、刘孝威等人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成熟的七言诗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奠定了七言诗发展的基本前提。     

东晋僧诗风格管窥

东晋僧诗是义解僧和译经僧的诗歌创作。由于义解僧与译经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不同使命,这使他们对佛教文化及中土文化的把握和理解存在着差异,从而导致了他们各自诗歌风格的不同。东晋文坛玄言诗的盛行,启发僧人将佛理引入文学,以文学形式表现佛理是东晋僧诗的基本特征。佛理进入文学的负面效应是诗歌的抒情审美内质的淡化,这使经文偈颂与僧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间接影响了僧诗的创作心态。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之因探析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创作群体也从僧人扩展到文人及普通百姓,这种盛况与佛门临终示偈传统的形成、宋代佛教尤其是禅宗世俗化平民化的发展倾向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的因缘契合有关。     

参禅与济世——以晚明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例

本文以明末湖北黄州麻城县士绅居士梅之焕为个案,探讨士绅的宗教信仰与儒家思想、社会生活的关系,窥探具有浓重儒家思想的士绅如何参禅,及其在佛教影响下如何参与地方社会、具有怎样的精神生活.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讲述梅之焕与僧人的交往以及建寺修庙等事佛活动;分析他参禅事佛的出发点——“济人利物”,即他找到了儒释的这一契合点;并论述在佛教观念的影响下,梅之焕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活动,同时又构建独特的心灵空间.作为士绅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梅之焕既葆有士绅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又流露出其参禅的特性,提高了其精神境界.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之因探析

宋代临终偈创作繁盛,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创作群体也从僧人扩展到文人及普通百姓,这种盛况与佛门临终示偈传统的形成、宋代佛教尤其是禅宗世俗化平民化的发展倾向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与佛教的因缘契合有关。     

美,是这样创造的——从《雪浪花》看杨朔散文诗意特色

现代人读散文,追求的是一种诗意.杨朔的散文就是深情的诗.他本着“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的美学目标,用“诗心”去感受生活,挖掘生活中蕴藏的诗意,把“诗”作为自己创作中自觉的美学追求,在作品中拓出一个诗的境界.《雪浪花》是杨朔散文代表作之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完美地体现了杨朔散文富有诗意的特色.     

诗家语言与佛家语言

诗家语言追求“韵味”的审美传统是与佛家语言观的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中国化特有的现象．诗家语言向佛家语言的渗透，使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语言具有较强的审美意味，并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主要表现在诗偈与公案两个方面。而佛家“不在字、不离字”的语言观渗向诗歌，则奠定了古代中国诗歌语言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审美传统。“韵味”等传统诗学理论可谓诗禅表达方式的共通点在理论上的凝结。代表着传统诗歌的语言美学理论。     

论一休宗纯的诗歌观——以《狂云集》、《续狂云诗集》为中心

一休宗纯的诗给人们的印象与他一生的行迹一样,一直以狂著称,甚至被学者认为乃日本狂诗之滥觞。一休宗纯运用汉语创作诗歌,注意到诗与偈颂的区别,即在阐发禅理与借以咏怀方面,二者各司其职,绝不混淆。对于诗,一休宗纯始终以＂清、高＂作为创作、品评的最高标准。     

沧浪“妙悟”说与审美的直觉性

严羽用“妙悟”说诗,是在对诗歌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上找到了与禅悟的某些共通之处。严羽将诗的独特的审美特征称为“别材、别趣”,而要领悟、体味这种独特的艺术美,须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这就是“妙悟”。严羽还对审美的整体性、反复性有所论述。     

禅宗：生活重于教义，审美高于信仰

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与传统佛教以及一般的所谓宗教有很大的差异，这往往导致人们很难理解甚至误解禅宗。实际上，禅宗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生活重于教义，审美高于信仰”这十二个字。一方面，禅宗否定佛教教义，将日常生活本身当做修行；另一方面，禅宗又“呵佛骂祖”，抛弃对佛的信仰，只追求个己“禅悦”的审美境界。尽管禅宗看起来颇为离经叛道，但是禅宗依然认为自已没有违背佛教的基本精神且最能反映佛教的终极关怀。     

论禅宗之美与禅诗之美

中国禅宗是一个审美意识高度自觉的宗派。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古典美学向纵深发展的作用。禅宗有令人神往的妙谛精义,有令人愉悦的审美效果,有催人自新的最高境界。与禅宗相关联的禅诗,是心灵对自然的感应,是对活跃生命的传达,是对最高妙境的启示。与别的诗歌相比较,禅诗有独特的意象体系,独特的意境创造,独特的表现方法,体现了独特的审美意趣。     

简论北宗禅与张说诗歌

张说是北宗禅的修习者,也是将北宗禅与诗歌创作结合起来的实践者和提倡者,表现在文学上,即是对诗歌内容的＂禅理＂和诗歌情感的力度与蕴藉特点都有着特定的影响。     

华严教义与石头系美学思想

石头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注意广泛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佛教教义、佛教内部各宗派的学说,作为建构禅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这种吸收、整合中,华严宗学说成了它的重要资源之一.这主要体现在本体论的"性宗"上,偏重于理事关系,他们对审美本源的探讨、对审美境界的追寻,又大都以华严宗的理事关系作为理论依据.     

越南汉文小说与汉文化刍议

越南汉语文学与中国汉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由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和佛教（尤其是禅宗），深刻地影响了越南文学创作者的思想与认知方式，而且，儒家和老庄的经典以及许多佛经，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越南文学创作的蓝本。因此，在汉文化的浸润下，在越南汉语文学的作品中，找不到完全不受儒、佛、老庄思想影响的作品。当然，对于越南汉文小说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相对说来，唐宋传奇和明清小说对越南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较为明显，无论在内容取意，还是在体例技法乃至审美趣味上，都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印记。     

西山佛树开花东山禅林结果——禅宗在百年创新中诞生

在大别山旅游文化开发中,禅宗文化是其重要的资源;对于湖北黄梅县四祖寺、五祖寺及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师,人们耳熟能祥,但对禅宗在鄂东的诞生、祖庭的创建及教义的传播和发展,人们还知之不多。全面介绍道信习禅、弘禅,在西山、东山创建禅宗及五祖、六祖对禅宗的发扬光大,有利于人们了解禅宗在鄂东诞生发展的历程,从而弘扬了禅宗文化。     

苏轼与佛教

本文从分析禅宗在宋代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入手 ,阐述佛教对苏轼人生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佛教对苏轼人生观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穷达如一、随缘自适和乐天知命等三个方面 ,对他艺术创作的影响则从思想主题、创作态度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来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关系略说

东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佛教对当时文人浸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佛教的影响 ,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郭璞五言诗创作以玄理入诗的作法 ,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其中与玄理相伴的神仙家言 ,使得郭璞诗中尚存的“坎咏怀”的内涵与“飘飘而凌云”的审美感受消失殆尽 ,导致《诗》、《骚》体尽、“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创作成为一时风尚     

禅境与艺境－－论王维的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

王维的许多诗作，特别是他晚年所创作的山水田园诗，极富禅理禅趣。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佛学禅宗对王维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王维往往能把宗教体验转化为一种审美体验，从而创造出出神入化而又饱含禅宗神韵的千古佳句。王维之所以能把宗教体验转化为审美体验，一是得益于其艺术家兼佛教徒的特殊身分，二是与其对解脱方式的认识有一定关系。     

苏轼与禅宗——以苏轼为朝云所作诗文为切入点

以苏轼为朝云所作诗文为切入点,对苏轼与朝云的真挚情感以及朝云的佛教信仰进行简单勾勒,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初步探讨朝云的佛教信仰对苏轼的影响,窥探苏轼对待禅宗的态度,对将禅语引入爱情诗所形成的艺术特色进行审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