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与元音变化同步的声母舌位变化

由于三等介音j的产生及作用,上古后期汉语韵母的元音舌位发生过央化、前化与高化,与之相应,声母也发生了央化、前化;在不同方言区,声母的变化也不一样。这些声母变化与韵母变化在舌位移动方向上是一致的,从而是可以得到相互解释和证明的。目前,还没有条件为上古不同时段的不同方言构建各自的音系,暂时只能用一个统一的上古音系衡量有时地差异的声、韵关系,这在解释声韵部类关系上必然会出现统一音系与有时地差异音系的矛盾:韵母元音舌位的变化传统上用"转"来解释;声母这种发音部位历时的移动,统一音系的平面上表现为一个声母具有不同发音部位的音素,传统也是用"转"解释,现代语音学主流则从复声母来源角度解释。这是用不变即"共时"共域"的标准来衡量上古后期语音材料中存在的异时、异域因素。本文认为,从上古语音有分期、有方音的角度看,这些都是汉语在上古后期发生的历史音变。     

试论《说文段注》中的音转学说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提到了音转。从中可以看出段玉裁关于古韵研究的方法。音转是随时间的改变字所属的韵部发生改变,而合韵是相邻韵部的字可以通押的现象,音变是相对正音而言,是同—韵部不同韵之间的由于发音方法的不同而区别的。     

“高宗谅阴”的“隐度”文化及古代“温仁”——兼论前谐声时代闭口韵向舌鼻韵演变趋势

先秦文献所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谓殷高宗守丧期间依礼制居茅庐,三年中不主动发表政治主张和意见。"谅阴"指孝子居丧住的茅庐,名称的理据有形制与思想文化两层。形制上密闭奄盖(阴)和通敞(凉),分别仿效故去的亲人殡与葬的居处特点,以己之感受度亲之感受,这是孝子对亲的居处的隐度。隐度是上古广泛存在的思想文化。凶庐初闭阖后启户的形制特点而称"谅阴",是因为深层上"谅阴"本身就具有隐度的意义。"隐度"之"隐"、"温仁"之"温",都取意于己与彼感受相覆合,词源就是"谅阴"之"阴"。"谅"也有两相对称、当值之义。古语词是古代思想文化的化石。"谅阴"深层思想文化内涵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谅"(体谅)和"隐"(隐度),就是以己之情度彼之情。隐度是"温仁"的心理机制,"仁爱"的本质就是隐度其情。这是"天人合一"思想文化的一种重要内涵。用历史词汇比较与同语境相关词汇互证的方法证明,从前谐声时代到谐声时代,一批闭口韵字音变读作舌鼻韵(-m>-n,-p>-t/-?),"阴"变为"隐""温"是这种音变的表现。     

试论用平行互证法证明同源词

"同源词是同一语源的词,这些词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词义相同或相关."[1]读音是指词的上古音,词义是指词的本义.<说文解字>是讲本义的书,但是有很多词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相训,没有揭示出本又,也就无从探讨同源词.文章引进平行互证法来证明同源词.如果一个词和已知的一组同源词在语音上平行,也就是说,相同或相近,然后推断这个词和这一组同源词在意义上也平行,也就是说,相同或相关.拿这个推断的相同或相关的词义去解释典籍中的用例,如果比<说文解字>所解释的词义有更强的说服力,对词的引中又有更强的提挈力,更契合词的语义、语境,那么,就可以证明这个词和这一组已知的同源词同源.由同源词推断词的本义,由对词的本叉的证实确证同源词,二者互相发明,就是平行互证法.     

古音研究中的“以义正音”

"以义正音"是乾嘉时代学术领袖戴震提出的重要主张。其主要内涵是,根据字词的意义和规律性的意义关系,可以确定它们的古音地位,以及古音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古音演变的轨迹。清代小学的最重要理论和方法,在于音义互求。以义正音与因声求义二者,是音义互求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清代以后,因声求义的理论和方法得到很好的总结和继承,而以义正音,因为要以对词义和意义关系的认识为起点去推证古音,有更大的难度,所以还没有得到总结。清代小学形音义互求的学术大背景以及戴震本人的古音学旨趣和治学特点等,是以义正音提出的学术条件。以义正音的语言学基本原理是音义结合具有内在关系,这种方法具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戴震和他的大弟子、著名学者段玉裁的音义互求的实践,包含着以义正音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古音学结论,从以义正音的角度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以义正音的理论的方法,对现代古音研究也有重要的作用。     

叶燮“诗变”论的理性特质及意义

叶燮诗学表现出理论的自觉:一是理性特质,二是主张立足于"变"而正、变统一,并在宇宙观层面论证"诗变"和"天地运行"规律的同构关系。叶燮按照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体审视方法,论证"诗变"发现与诗论家的素质、"诗变"认识与诗学方法的关系。使"诗变论"从对文学活动现象变化的认识到对诗变因素、原因和诗变原理的探索、总结,最终达到对"诗变"的规律性论证。     

科学哲学“还原论原则”的历史嬗变与自我消解

西方科学哲学的"还原论原则"早在休谟、洛克那里就已露出端倪,在以后各派的历史嬗变中,它再三得以强硬地护持并使现代经验主义各派带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但在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一经验还原论原则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从来没有一致过.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内部分歧,才导致了它从"经验还原"到"逻辑还原"再到"方法还原"的撤退,并发生从"强实证"、"直接实证"到"弱实证"、"间接实证"的重大转换,而且最终使经验还原立场在不断被迫修正中走向了自我消解.     

孟子论说文的特色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从文章角度看,有很多家的成就是超过孟子的.但是,孟子的文章对以后的文章写作的影响却比他们大.唐宋古文家如韩愈、苏洵、苏轼等,不独思想方面受其影响,在文章方面也努力向他学习.刘熙载《艺概》中说,“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甫文取法孟、韩”,是有道理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议论文章,最早的是《论语》.《论语》是语录体,片断而不成篇,从文章形式来看,成就不算很高.比孔子晚出的墨子,他的《墨子》一书,比《论语》成书晚,但比《孟子》早,在论说文的形式和文章理论上,也比孔、孟有更大成就,象墨子提出的“三表法”和逻辑证明方法,不仅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现在看来,也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文章形式来看,墨子的文章已经向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发展.所以,有人推崇墨子是论说文的创立者.晚出的孟子,只完成一种对话体,也无明确的文章理论,其成就当在墨子之下.至于同孟子同时的庄子、苟子,某些方面的成就也是在孟子之上的.如庄子之用寓言说理,荀子之讲究逻辑结构,都比孟子为高.他们的文章也发生过重大影响,但影响不如孟子.     

元末明初江西十才子论考

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