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争议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仅仅折衷了“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在许多问题的立场上是摇摆而模糊的。公约中的“商业交易”、“雇用合同”、“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仲裁协定的效果”以及“在法院诉讼中免予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和“缺席判决”的规定,给将来的理解和实践留下较大的空间。因而公约将来的适用无论在实体权利还是程序事项上都将给缔约国的理论和实践带来影响和冲击。中国应当在根据公约完善我国法律的同时,谨慎地批准该公约。     

国家豁免若干问题辨析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适用范围,"限制豁免论"正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04年12月2日第59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纳了"限制豁免论",并规定国家在8种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虽然我国也签署了该《公约》,但由于其关于上述有关8种不享有豁免的诉讼行为的规定多数比较原则,许多概念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厘定。而如何解释和适用这些例外规定,还缺少统一的标准,并且公约还未生效,我国法院应按照本国实践尽快制定我国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其中,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和我国国情利害攸关,本文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状以及公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粗浅地探讨。     

国家管辖豁免制度的新近发展与中国的对策

2004年12月16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意味着大多数国家接受了“限制豁免论”,标志着一百多年来的“绝对豁免论”与“限制豁免论”之争暂时达成了妥协,国家管辖豁免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鉴于我国政府已签署该《公约》,有必要探寻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对策,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潮流。     

关于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国家豁免从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和相对豁免论,发展到《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于国家及其豁免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主张和坚持国家豁免原则,反对恣意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做法。     

论限制豁免主义的商业交易规则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宣告了绝对豁免主义的终结,其第三部分“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列举了不得援引管辖豁免的八种情形,其中商业交易是限制豁免原则的核心问题之一。《公约》规定了商业交易以“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判定规则,并对商业交易界定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及国家与国有企业行为的责任关系作出了规定。本文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约》在确立相对豁免原则及建立框架以协调各国在执行该原则的实践方面有重要意义。     

国家豁免中的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豁免主体中最为复杂的一类,对其认定以及如何享有豁免权,各国的实践和理论不一。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职能主义,国有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享有豁免权利,二者殊途同归,但是仍有差异。本文通过比较《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以及英美典型国家的相关规定,试图为我国即将到来的国家豁免法提供理论依据。此外,本文拟分析我国目前相关立法的不足,指出我国的当务之急一方面是修改、完善相关民商事法律,厘清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加速我国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立法工作,以表明我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同时在微观层面要积极应诉,提高诉讼策略,最大程度地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问题新探

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国际法领域的重大争议问题之一。一方面，各国新近的立法与实践在此问题上仍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与实践以及一些国际法律件在此方面也有新的变化。就这些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正确制定我国的相关对策具有重大意义。     

论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

本文以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阐述了与国家豁免有关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外国侵权行为与法院地国之间的领土联系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以及在征收中如何适用国家豁免，结论是：外国国家在法院地国境内的行为造成了人身伤害时。不论其行为的性质是“主权”的还是“商业”的，该法院地国的属地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但是。这一管辖权是以严格的管辖联系为前提的，如果不顾此类行为的性质。对发生在外国境内的类似行为实施域外管辖就构成了对外国国家本身管辖权的干涉。     

从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之原因分析

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形成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从绝对豁免立场向限制豁免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有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法理上的支持,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     

论外交特权与豁免

文章阐述了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产生、功能、概念及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适用范围,同时透过数起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事件对《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有关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探。     

融资租赁国际化实践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租赁公司和租赁交易的国际化,产生了相关国际立法协调统一的需求。以《国际融资租赁公约》为依据的国际融资租赁实践,对中国承租人有如下启示:应注意援引“公约”中关于出租人免责的除外条款;在出租人违反了权利担保义务或违约而未作补救之前,其有权拒付租金;选择管辖法院时务必顾及判决的可执行性;在合意选择准据法时,应事先就这一合意选择在相关国家的有效性作最后的确认。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立法探讨

国有资产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物权法》在国有资产范围的界定、国有物权的行使、国有资产的保护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     

论司法公正与德治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其核心是司法活动自身的公正性;德治的实质是依靠提高社会主体思想道德素质,促进理想的、高度文明的社会状态的实现。司法公正作为法治和德治的纽带,促使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作用、互为助益的作用链条。在德法共同为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司法人员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司法职业道德制度创设,建立健全司法保障机制以促使司法公正和德治社会状态的实现。     

中、日、德刑事管辖制度比较研究

管辖是是刑事诉讼活动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日、德三国管辖制度的比较，认为我国可借鉴之处有：(1)在某些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选择管辖权；(2)为保护被告人利益，在被讯问之前可以就管辖权提出异议。     

试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

改革国有企业就要从改革国有企业体制上入手，首要的是必须从产权这个根本问题入手，即必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而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则是现代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企产权结构必须朝着多元化发展，同时要有可行的途径和构建优化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