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小说创作浅析

张天翼的名字现在已经很少再为人所提及了，但在30年代，他却是一个倍受瞩目并被坛寄予深切厚望的作家——“在两种意义上，他是新人，——在创造新的形式上，在他是新的作家上”；“张先生无疑的是近来新起作家中之杰出。他的作品的价值远在丁玲、穆时英等等之上”；“张天翼的作风虽说自成一体，但却不似穆时英之变化无穷，令人难学邯郸之步，所以当时一般青年作家，     

对比手法的运用及其艺术效果

细读张天翼的小说,我发现,他的讽刺手法如此出众,和他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不无关系．正所谓“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在不少的作品中,他便是借助巧妙的对比,使文章的讽刺色彩更鲜明,我们以《包氏父子》为例来说说张天翼的这一神来之笔。[第一段]     

穆时英在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大众化写作与远离政治

在1930年代的政治化语境中,穆时英创作了一批很有左翼色彩的大众文学,被左翼作家誉为“普罗小说中之白眉”。但是,“普罗文学”和“大众文学”全不是穆时英的真志趣,他所响慕的是烂熟的都市文明,不信仰“某种思想或主义”,远离政治,他只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生活,努力进行艺术的探讨,创作出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小说。     

病态的都市人生——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论

在现代主义作家行列中,穆时英(1912—1940)是以都市风景和洋场情调最为浓烈而著名的。穆时英对三十年代都市化的骚功和危机有异常强烈的感受,他以都市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在小说中运用新感觉派富有力度和新意的表现技巧,来反映现代都市社会的深刻变化和经济上、精神上与道德上的紧张冲突,刻划形形色色的病态人生。在短短的几年中,他迅速地将新感觉派小说推至令人醒目的地步,为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一个新的流派,为都市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表现领域和新的经验。他本人也由此得到“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之美誉。     

穆时英小说中的性爱意识

“女人”二字在穆时英眼里 ,只有“女” ,没有“人”。她们一会儿是“我”品鉴、消受的尤物 ,一会儿是捕诱、伤害“我”的猎手 ,独独不可能是与“我”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在两性捕和诱的扑朔迷离中 ,穆时英出色地编织了一层层华美而又忧愁的诗意 ,但这诗意的温存 ,仍然不掩他那都市浪子之心的浅薄与孱弱     

异曲同工的水手之歌——沈从文的《柏子》和穆时英的《夜》比较

在三十年代众声喧哗的现代文坛,沈从文和穆时英是站在这个时代的风格迥异的杰出作家。这两位作家分属于京派和海派,在人生态度和写作立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对立。沈从文曾经撰笔毫不留情地批评穆时英的小说只“适宜于写画报上作品,写装饰杂志作品,写妇女、电影、游戏刊物作品”,而穆时英在《公墓·自序》(1933年6月版)说道:“说我落伍,说我骑墙,说我什么都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的顶上,大声地喊:‘我是忠于自己的,也忠实于人家的人。’”这两位作家毫不动摇地坚守着自己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分别在乡村和都市两个不同的世界中演绎着生命之歌。…     

一个革命作家的独特奉献——浅论周文同志的小说创作

鲁迅生前曾对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艾芜和周文”。在这个优秀的革命作家的行列中,周文恐怕是最少知名度的,但他虽没有饮誉文坛、却正如丁玲同志所赞誉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坚定顽强的战士”、“埋头实干的作家”。他孜孜以求,任劳任怨,以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对革命文     

沈从文的作家论

指出沈从文众多批评文字中有关“作家论”部分很有特色。阐析了他的文学批评以创作实践为出发点,感性直观地提出问题,发表评论,观点落到实处。从对沈从文关于“海派”作家穆时英和“京派”作家冯文炳的评论就可以管窥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旨趣与风格。他的评论,不论亲疏,目光如炬;善用“横向比较”,一石二鸟。维护着文学的独立性、自足性和尊严。     

革命文学的另类写法——探析《荷花淀》的写作之妙

<正>孙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荷花淀》是该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品。“荷花淀派”的特色是“诗情画意之美”^[1]。选入《荷花淀》的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在“学习提示”中也说：“《荷花淀》以清新的笔触刻画了善良勇敢的抗日军民形象,充满诗情画意。”“诗情画意之美”既是“荷花淀派”作家在美学上的一致追求,也是读者对《荷花淀》的一致印象。问题在于,这种诗情画意是如何与抗战的烽烟融合而不令人有割裂之感的？本文从三个方面阐释此问题。     

市民形象:老舍张天翼异同论

本文简要说明了老舍、张天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影响,着重阐述了其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异同点。他们虽取法于狄更斯,但在构思上,张天翼的短篇是充满戏剧性节奏的“性格小说”,老舍的长篇则具有类似欧洲中世纪“流浪汉小说”和骑士小说的特点;在手法上,张天翼也颇讲究叙述的角度和节奏,老舍的作品则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带有民间说书的影响;老舍的所长是在温婉的道德讽刺和世态讽刺上,而张天翼的所长则是在犀利型的政治讽刺上。     

穆时英研究述评

无论作为"普罗之白眉"还是"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都是一位风格独特却又备受争议的作家.建国前,左翼、京派以及现代派作家曾对穆时英做出大相径庭的文学评判.建国后,受时代语境限制,穆时英研究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恢复.时至今日,无论对外围史料的搜集,还是对文学本体的分析,穆时英研究均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穆时英的文学风貌,比较深刻地揭示穆时英的文学史意义.但仍有不少论题有待进一步开掘.     

穆时英新感觉小说叙述模式的创新

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重要作家,曾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收辑在《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和《圣处女的感情》集中的作品,代表了新感觉派的艺术风格。穆时英的小说主要接受欧美和日本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包括欧美意识流和心理分析小说、日本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弗洛伊德主义,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本文试图论析穆时英小说在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上的创新,探讨他在小说叙述模式的发展与都市文学的开拓中所做的贡献。     

纯真的草地与故乡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温亚军是个苦吟派作家。所谓“苦吟”,是说温亚军的写作不以才气见长,也不以喷薄的激情取胜。他写得很认真,也很辛苦,读他的小说,难有酣畅之感,却能在细致的品尝中,体味出作者的匠心,看出精心结撰的好处。这样的作家也许不能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但却能持久,我相信是这样。[第一段]     

“城市丑角”与“多余人”——解读穆时英与川端康成笔下的男性形象

通过对中日“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与川端康成文本的解读,聚焦文本中的男性形象,以平行比较的手法比较了两位作家笔下塑造的不同特质的人物的相通处及其差异性,力求予以新的阐释．以此揭示作家的不同精神个性和文化背景。     

危机的发明与走向“现代派”之路——论施蛰存及其友人的早期普罗文学创作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追根溯源,主要探讨后来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早期的普罗文学创作。认为他们在19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巨潮中,理解政治上革命的必要但不愿让文学完全服从于此,醉心于文学上的“新异”但又不愿背离中国社会而使之变成无根之木。针对上述困境,他们通过自身普罗文学创作中“理智和情感底冲突”这一“危机”的发明,完成了对普罗文学的告别,摆脱了政治上的“革命”要求带来的束缚,“合理”地回到文学本身。以试图超越政治的姿态更“自由”地追求着文学上的“现代”,最终成为了“现代派”。     

他是“童话大王”的偶像——记著名童话作家张天翼

暑假里,络络在上大学的表哥的帮助下,申请了一个博客(blog)。从此,络络一有时间就在上面写,写自己的心情,写自己的收获,写自己的生活。“童话大王”——郑渊洁可是络络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这天,络络上网查询这位“童话大王”最近有什么新作之时,发现他也有博客,而且其中一篇文章《单枪匹马纪念张天翼诞辰100周年》引起了络络的兴趣。郑渊洁写道:2006年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之一——张天翼(中国籍)诞辰100周年……在我眼中,张天翼是比安徒生更伟大的童话作家。我在小学二年级时看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和《宝葫芦的秘密》,如醉如痴。《大林…     

才高八斗竞风流——读《文心雕龙·才略》

刘勰《序志》中把《心雕龙》分为四大部分，第四部分可以称为学评论，周振甫说，学评论部分，“即从学史、作家论、鉴赏论和作家品德论的角度来探讨学评论”[1]，所谓作家论即为《才略》篇。纪昀评《才略》曰“各论其人”[2]，指出《才略》篇是专门批评论述作家的。刘永济解释“才略”二字说：“才略，才能识略之谓也，属之人。”[3]詹镁说：“《才略》篇是专门评论作家的才思的。‘才略’就是才思和识略。”[4]这些观点都指出《才略》是论作家的。     

《将相和》

[重点点击]《将相和》一文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3个小故事的内在联系是什么?[解决方案]《将相和》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3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有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它们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彼此紧密联系。“完璧归赵”的结果是蔺相如被封为上大夫,这是他在“渑池之会”后晋升为上卿的前提;而蔺相如晋升为上卿,是将相产生矛盾的直接原因;有了将相之间的矛盾,才有了解决矛盾的“负荆请罪”。[疑点揭秘]你喜欢课文中的哪个人物?为什么?[解决方案]本文不但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     

穆时英小说现代性之我见

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的小说展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的化个性以及都市人的精神面貌。他所描绘的城与人是都市的二重性与作家人格的二重性相契合的结果，小说呈现出颓废的美学特征，而这正是现代性的表证。     

1930年代的“作家论”呈现的最初面目——胡风左翼文学批评的再认识(一)

胡风是1930年代在与鲁迅的直接联系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左翼文学批评家的.1934-1935年他写出《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两篇过万字的“作家论”,初显其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这里既有简单、幼稚的一面,也孕育着其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