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文艺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早由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开创,近三十年来文艺学家在这个领域里声音日渐响亮,与古代文学专家的研究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文艺学家力图通过对古代文论的阐释,揭示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寻求思想资源。文艺学家研究古代文论,应力戒脱离古人的文本和语境,强人证己,力戒比附西方文论,游谈无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停留在词语和口号,关键是从当代的文学实际出发,以解释、解决文学发展中的问题为目的。     

论文艺学建设的远景目标及实现途径

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新近一段时期，关于跨世纪文艺学的未来发展思路和建设目标问题，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我国的国情以及文艺理论研究面对的现实背景和负载的历史传统来看，这里确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展开讨论，需要大致求得共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首先，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艺理论体系？其次，怎样建设这个文论体系？最后，应该如何对待与处理这个建设中的文论体系与其它体系的关系？上述第一个问题，关系到文艺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是面向未来的文艺学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此，广大文艺理论…     

古代文论研究与当代文艺理论建设

在我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中,古代文论研究工作占有重要地位。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特殊的历史情势使我国现、当代文艺学基础理论所介绍的主要是西方(包括俄国)的古典文艺学和苏联五十年代初的文艺理论,而我国古代文论的丰富遗产基本上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三十年代前后,少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始着手古代文论的整理、研究工作,并相继出版了几本较有定评的批评史专著,但在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艺学面前,他们的工作对当时的文艺理论建设影响甚微。应该说,较为认真而自觉地把古代文论研究纳入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工作中,大体上始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     

徐缉熙教授和文艺学研究

徐缉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34年生于江苏宜兴县。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徐缉熙长期从事文艺学、马列文论、美学和《红楼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文学概论”、“红楼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学”、“中国古代美学”、“马列文论研     

立足当今，自铸新词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一直致力于建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探讨基础理论与批评实践、西方文论与本土理论、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相结合的新途径,在文学批评、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古代文论等研究领域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专栏选自华中师大文艺学学科老师提交给“‘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会”的论文,这些论文或从文学批评的研究立场,或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或从古代文论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等方面探寻当今理论批评的发展。在全…     

面对挑战的文艺学研究--2005年文艺学热点问题研究一瞥

文艺学研究正面临着文化研究发起的诸多挑战。围绕着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学经典化问题、“读图时代”文学的命运等学术热点问题,文艺学界展开了深入的论争;与此同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性的探讨等方面,也取得了稳步进展。文艺学研究正处于一个转型或新变的时期。     

求实与创新之作--读董学文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基础和关键。在新的现实面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一个坚持和发展的问题。如何既保持其固有品格和科学精神，又能以巨大的理论容量对文艺现实发言，如何汲取当代文艺科学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来推进自身的发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高校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之一，高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不仅对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树立正确的文艺观、审美观作用重大，而且是探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文艺学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一直与高校的马列…     

新时期文学本性的阐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

新时期以来,文学本性问题一直成为争论焦点之一,凸显出其作为文艺学基本观念在当代文论建构中的重要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是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基点,科学化的文学本性界定可以澄清误区,有利于推进文艺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文艺指导思想的逻辑发展与现代观照

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指导思想放置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照，以现代性为中轴勾勒出文艺指导思想阶段性发展的逻辑进程，概括出其现代性特征；还从文艺学学科要求上揭示出党的文艺指导思想对于现代文论话语建构的开拓性贡献，从而显示出它作为主流文论话语的地位和意义。     

文艺学系列课程参与式教学探讨

进入新世纪以来,原本相对沉寂的文艺学系列课程如《文学概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课程教学研究开始持续升温,一些从教学理念到内容和体例安排均有别于目前通行教材的新教科书陆续出版。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文艺学系列课程教学危机重重,似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那么,当前文艺学系列课程教学的症结究竟何在？不尽人意的文艺学系列课程教学会给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何种影响？怎样才能走出文艺学系列课程教学的困境？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关心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     

中国文学的特质与中国文论

20世纪的中国文论需要认真反思。其致命缺陷是“西化”导致的自我消解。实际上．中国文学的特质是情采——言志缘情的情本体和讲究文采的辞本体；中国文论的主要特征是体验感悟的人文性；诗性呈现是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具有整体性、意象性和暗示性的特点；创作论是中国文论的核心；未来的中国文论由文道论、文体论和文术论组成。文道论是中国文论的基础理论，主要从学理上回答中国文学的来源、特质等“道”的问题；文体论是中国文论的分支理论，重点研究中国文体的要素、嬗变等“学”的问题；文术论包括创作论和批评论．着重探讨“术”的问题。     

文学理论的学科危机与学术创新——兼评董学文著《文学理论学导论》

“科学始于问题”,但有时却并不一定懂得真正挨近科学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在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出现空前繁荣之后,中国文学理论如何在世界文学理论多声部中唱响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共有的‘问题意识’”。其实,这只能算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共有的一桩空泛无边的心事、心态,与科学所需要的“问题意识”还相距遥远。这种貌似进取的心事、心态一直空泛下去,免不了心生浮躁,要滋生出如文学创作界那样的“消极写作”,挖空心思地“忽悠”出一个并无真实价值的东西来混世。靠近科学的“问题意识”,绝对不是空泛无边的,而是具体的,它是必须能够面对实践领域的无解之题、难解之题,或是错解之题等等真问题的。所谓学术“原创”、“创新”,必须是解决真问题的学术动作。倘并无真问题面对,张张狂狂做出的“学问”,就只能归类到“学术泡沫”里。在尽兴享用着“空前繁荣”的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成果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董学文先生应该算是逮住了这个领域里的真问题的一位。     

从本体论入手创建中国式国际政治理论框架

在中国学界关于建设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过程中,有关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研究议程已经初步形成.这项议程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认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应当首先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基本内涵做一具体探讨,并认为国际政治本体论以本质或规律为内核.如果把本质和规律两个基本概念予以展开,则可以涵盖作为理论框架构成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三类问题.因此,本体论内核与理论框架的构建存在着内在的共通之处,本体论最终可以通向理论的构建.循着从本体论探索到理论构建这一路径,本文尝试对建立东方式理论框架提出初步的构想.     

黄维梁之纵横论及其他－论香港沙田派文论家黄维梁的文学批评

文章认为，黄维梁在文论研究上主张的是打能通古今中外的“纵横”研究法，并且部结了黄维梁“纵横”研究的三种方式，但是对于黄维梁的一些观点，文章作者有不同看法，所以又提出值商榷的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探讨：一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为何受推崇，二是我们从古典诗歌中继承什么，三是中国文论的道路该往何处去。     

试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理论到底有什么特性,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是如何实现对立统一? 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到文学理论的某种或某些性质,而无视其他特性,或者只是简单地将这些性质杂糅在一起,就难以真正寻找到文学理论科学的独特性。我们要从文学理论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如何在文学理论中熔铸为其学科的自主性。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是基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伦理观,美与善相统一的审美观,以主情重情为核心的文艺观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19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观念和文论批评的发展上看,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特征,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阶段。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冲撞、交汇中,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品格正在形成,现代化过程亦已展开,许多重大问题都预示着今后发展的方向。     

论朱志荣的中国文学观

朱志荣的中国文学观具有强烈的思辩色彩、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开放的研究视野。他从自己的文论观和美学观出发,使理论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鉴赏和批评良性互动,强调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他把意象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表征,认为中国文学从创作到欣赏都体现着基于感性而不滞于感性的领悟方式,从而超越了传统的表现说与再现说的对立;将古代文学研究的审美尺度具体概括为情、貌、言三个方面,指出古代文学中人、文同构的生命意识,论述了作家的个性与时代精神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文学史研究要在史实的基础上重视史识,肯定文学史家发现规律的主导意识;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体现当代性,优先阐释在当代能引起共鸣的作品,合理借鉴西方理论,体现当代的精神风貌。     

开放的民族主义——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立,是以对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为基础的。如何看待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的关系中明确提出"开放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论文首先重新诠释了"民族"的概念,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具有相关性,民族性中蕴涵着普遍性,民族的发展在于创新。接下来阐述了开放的民族主义的基本要义,即坚持民族差异性和有容乃大的原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接受西方文学批评时,一方面需要充分了解和把握其对象作为异质文化语境和经验的产物的复杂性,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学批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革命性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策略乃中和之美,以宽容的精神、多元的价值观、对话的姿态倾听其他民族的声音。中国未来的文学批评应是一种善于吸收不同文化优势,能够研究和解释本土文学问题,体现本民族深层意识和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学批评。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出路：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

当前艺心理学走出困境的出路就是采用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而中国古典艺心理学应是这个新模式的灵魂所在，对中国古典艺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就成了我们目前探寻出路的关键。中国古典艺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也是遵循着三位一体研究模式--以马克思主义艺观统摄西方艺心理学众多理论，从中国古典艺心理学中吸取养分，寻求补充，这样才能使困境中的艺心理不获得深入、持久的发展。     

论杨义的文化会通论

纵览杨义先生的学术著作,可以发现他将文化研究广泛应用在学术研究中。其学术研究内容可以划分为文学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学术方法通论研究四大部分,每部分都渗透了文化研究的色彩。就文学史研究讲,他开创了一种书写小说史的新体例---树型的著作体例;就文艺理论研究讲,他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在叙事结构、时间、视角、意象等诸多层面,大胆标举了东方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在叙事里的表现;就跨学科研究讲,他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这一前沿学理性宏大命题;就学术方法讲,他以开拓的思维和自觉的创新意识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且参照了先进的西方现代学术理论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