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之“文言常识”

谜语知识知多少我国的谜语,在古代称为廋辞、隐语、灯虎、春灯、灯谜,等等。谜语在我国起源很早,据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谐隐”篇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周密的《齐东野语》中也说:“古之所谓度辞,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廋辞”在《国语·晋语五》里就有记载,说:“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韦昭注曰:“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说明在古代就把谜语用到外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和《诗经》比兴的关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歌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与卦爻辞的产生时代大致衔接。《周易》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鲜明性、典型性、含蓄性，已初见“比”、“兴”之端倪，对《诗经》“比”、“兴”表现手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二又不可等而视之。卦爻辞的“象征”是一种思维方式(即隐喻思维)，而《诗》之“比”、“兴”则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以意逆志”析

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公元前389——前305年)为了利用文艺的宣传作用制造反革命舆论,使劳动人民成为循规蹈矩、俯首听命的奴隶,从而达到复辟奴隶制度的罪恶目的,不但全盘继承了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而且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评诗方法,即“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万章》)所谓“以意逆志”,就是“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朱自清《诗言     

浅谈《诗经》中的性爱隐语

在《诗经》中常见一些象征性爱的隐语、双关语,这些隐语、双关语往往与当时的劳动生活、民间风俗有密切关系。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以下引闻先生的话,均见此文)一文中指出:“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又说:“以烹鱼或吃鱼喻合欢或结配。”证之《诗     

“以意逆志”辨析

孟子在纠正咸丘蒙解诗只抓住个别词句而曲解原意时,提出了一个解说诗的原则:“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个原则被后代推崇并常常加之引用,但对“以意逆志”究竟作何解释,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在“意”字上。一说“意”指学者,即说诗者的心意,“志”是诗人志所欲之事,即作诗者的本意,“以意逆志”就是“以已之意逆诗人之志”。自     

《诗经·王风·大车》诗义辨正

《诗经·王风·大车》之诗义,古今学者解说纷纭。本文综合古今有代表性的七说,从古人称谓习惯、古代车服制度、诗中约誓之辞、春秋时期婚恋状况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七说中“征夫思妻”说最为可信,《诗序》首句所言“刺周大夫也”,乃推本之论,与《诗传孔氏传》所言“周人行役而讯其室家”的解说并不矛盾,只是说诗角度不同而已。而“序首”之下文字,恐为东汉时人附会,所谓“男女淫奔”之说,实不足凭     

李商隐的抒情诗

李商隐在晚唐中是享誉最高的一位诗人 ,本文探讨其诗歌的朦胧美 ,并且剖析了他苦心学杜甫的意蕴和铸词叠字的轨迹。由于他涉了朋党嫌疑和错综闺房苦恋的折磨 ,积郁了深湛的痛楚 ,想吐又不敢直言 ,才有用隐语来衬托隐情的抒情方式 ,才有了为后人所责难的用辞晦涩和用典太多的特点。李商隐诗具有巨大的魅力 ,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用双声叠韵破读太虚幻境中的一组隐语

在红楼梦第五回的太虚幻境中，有这样一组三个隐语：“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其浓艳妩媚，意趣绰约，为一般读者所注目，只是难得透解罢了。现在所见，学者专家皆以各隐语”末一个字的同音相谐为解，即以“髓”谐碎，以“窟”谐哭，以“杯”谐悲，说是红楼梦的作者以“群芳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象征大观园中众儿女悲惨的命运和结局；还有说甚至象征整个封建社会衰落败亡的历史命运的。我们在报刊上还不时看见一些文章喜欢引用这些隐语，所用含义，大致也是这样的意思。这种解读几乎成了没有异议的定见了。但笔者对这一组隐语留…     

情感:文学的特征

<正> 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传统的说法是形象,窃以为是情感。 在我国,晋代的陆机就在《文赋》中,总结了文学创作经验,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多次论述文与情,情与辞的关系。所谓“情动而辞发”,“为情而造文”;所谓“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为纬”,无不把感情的表达和交流看作是文     

阅读的三个维度

作者与文本及读者体现于阅读活动中,往往各有侧重,甚而各有强调。先说作者,孟子认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披文入情,以意逆志,才能走近作者,即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及态度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所谓知人论世,要了解古人,还得联系作者的生平以及所处的时代。人都处于一定的时代及环境中,知人还得论世,或者说论世更能知人。     

古城谜花正芳菲——漳州灯谜史话

漳州,一向以“凌波仙子”水仙花的故乡和“中国女排的摇篮”闻名于世。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漳州的灯谜之花以其绚丽风姿和奇特清香,芳名远播海内外。 灯谜是中华“国粹”之一,自春秋秦汉的“隐语”、“瘦辞”演变而来,源远而流长。灯谜具有启迪智力、增广学识、陶冶情趣、丰富生活的功能,是一项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也是一项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灯谜在历史文化名     

漫谈唐诗的比兴

《毛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据孔颖达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所谓“异辞”,指的是不同的表现手法。亦即朱熹所说:“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我们打开《诗经》一看,《诗传》指明“兴也”的就有一百一十六篇,但没有提及“比”和“赋”。这是由于“凡托鸟兽草木以成言者皆兴也,赋显而兴隐,比直而兴曲……赋、比易识耳”(陈奂语)。到朱熹作《诗集传》才把每章的赋、比、兴一一加注。     

李商隐的抒情诗

李商隐在晚唐中是享誉最高的一位诗人，本文探讨其诗歌的朦胧美，并且剖析了他苦心学杜甫的意蕴和铸调叠字的轨迹。由于他涉了月党嫌疑和错综闵房苦恋的折磨，积郁了深湛的痛楚，想吐又不敢直言，才有用隐语来衬托隐情的抒情方式，才有了为后人所责难的用辞晦湿和用典太多的特点，李商隐诗具有巨大的魅力，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诗经》隐语新探

大家都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有些诗句，按其本来的意义理解，无论如何也理解不通．不是字句不好解释，而是不明白诗人为什么这么说．于是我们认定，这字面上的含义不是诗的本义，诗的本意就在它的背后。这类对本又起着比喻、暗示作用的河语，被称为《诗经》的隐语．较早被人注意到的隐语是作为爱情象征的“鱼”和“薪”。《诗经》中提到的“食鱼”、“钓鱼”实际上说的不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一种人的思想感情的暗示．闻一多先生写有《说鱼》，孙作云先生《诗经恋歌发微》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目前已为研究者所…     

中国古代戏剧的“比兴”(象征)手法初探

歌德在回答“一部剧本要怎样才会产生戏剧效果”这个问题时,极为精辟地说:“那必须是象征性的。这就是说,每个情节必须本身就有意义,而且指向某种意义更大的情节。”西方的象征艺术手法与中国的传统艺术手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何?这个问题,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作过探讨:“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用中国的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隐语古人只称作隐((讠急)),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说不明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     

《诗经》二题

“凿冰冲冲”《诗·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这里就“凿冰冲冲”作一疏释。先说“冲冲”。陈奂《诗毛氏传疏》:“韩诗云:‘冲冲,声也。’”愚按:古注中“声”或“××声”即所谓“声辞”,相当于现代语法术语的象声词。以声论,“冲冲”即“冬冬”:“冲”古读定纽冬部,而“冬”古隶端纽冬部,端定同属舌头音,二者只有清浊之分,     

试论《诗经》按乐分类的编排体例

《诗经》有三百零五篇诗,另有六篇有目无辞,叫做“笙诗”。有人说“笙诗”只是笙乐的名目,在演唱诗歌时插入吹奏,因此它本来就没有辞;也有人说“笙诗”是用笙伴奏的诗,本来是有辞的,后来失传了。究竟哪种说法正确,现在已不能确考。总之,《诗经》中实际存在着三百一十(?)目,三百零五篇诗。 《诗经》中的诗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来编排的。而风、雅、颂是从音乐得名。《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但它为什么按照音乐的乐调来分类编排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我国原始时代诗、乐、舞的     

朱熹“淫诗”之说平议

我在《论朱熹的“美刺之辨”》一文(载《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中,较详细地论述了汉宋《诗》学的原则分歧,充分肯定了朱熹《诗》说的历史意义。但朱熹《诗》说中影响最大、也最受人非议的是所谓“淫诗”之说。朱熹去序《诗》者的“美刺”之后,认为孔子言“郑声淫”即“郑诗淫”,《礼记·乐记》所谓“郑卫之音”即“郑卫之诗”,     

个性化:山谷诗的审美追求定位

关于山谷诗的审美核心,见仁见智,笔者以为山谷诗的审美追求最终定位于“个性化”,而所谓“绝俗”、“求奇”、“新变”云云,不过是个性化的外在形式。独创是艺术生命,而个性化则是独创的具体显现。点铁成金,是山谷为反对蹈袭,张扬个性而发的口号;去陈反俗,是山谷诗个性化追求的一贯标的;瘦硬新奇,是山谷诗在个性化追求中所形成的风格;即便是山谷诗存在的某些缺陷,也依然是个性化追求的伴生物。     

屈原赋、荀卿赋、宋玉赋异同论及其影响——南北文学融合的一个例子

赋的起源与定型,常常涉及屈原、荀卿、宋玉三人。就讽谏而言,屈原用比兴;荀卿是“隐语”,但看起来是直述;宋玉是“讽谏”,是从反面说。就赋的问答体而言,屈原是诗的自问,荀卿是说理的自问自答,宋玉是叙事性的“客主以首引”。就“铺叙”与“劝百讽一”而言,屈原是反反复复的情感抒发与铺叙式地叙写山水景物,荀卿的“隐语”理所当然铺叙事物特点,宋玉赋,体制为铺叙之“百”与点题之“一”,构成了效果上的“劝百而讽一”。就篇末有诗而言,屈原有“乱日”,苟卿有“饱诗”,宋玉以后可有可无。屈原赋寓实于虚、肆以南方地域的荒唐谲怪之词,荀卿赋有中原地域的端庄严正,宋玉赋在“荒唐谲怪”基调上又有荀卿赋的理性“讽谏”,所谓舍南北之风而成。此三人的影响分道扬镳,屈原为骚体文学创始者,荀卿盛为诸子之名,宋玉则成为赋文学史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