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改革的一点建议——由一则案例谈起

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被认为是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一种手段,现代刑事诉讼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该双重目的应当是平行的,自始至终贯穿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在适用强制措施时,适用者也必须考虑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要求。而我国现行强制措施制度对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设计却不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的目的,不能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建立法治国家的需要。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五种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在同各种犯罪活动作斗争中，运用这五种强制措施，有力地惩治了犯罪。但是，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刑事诉讼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已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需要。因此，必须尽快完善。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弊端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来看，可分为限制人身自由和暂时剥夺人身自由两大类。在司法实践中，限制人身自由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三种强制措施，在使用…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法律监督

新刑诉法第73至77条首次引入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但在司法实务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漏洞颇多,检察机关如果不能依法全面行使法律规定的监督权,脱管漏管、变相羁押现象难免时有发生。因此,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充分运用各种方式,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同时应赋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控告申诉的诉讼权利和确立错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以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人的救济权力。     

关于强制措施在基层反贪侦查中的适用问题——对梓潼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情况调查与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形式，这五种形式构成由轻到重、层次分明、结构合理、互相衔接的体系，     

试论检察机关如何加强与完善监视居住的措施

监视居住（以下简称“监居”）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为防止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贵今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区域，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法学界有人主张取消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其理由是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因模糊立法以及理解上的偏差而导致对被告人采取变相的“禁闭”。其实，监居这一强制措施有其独特的运用价值，并且监居与其它刑事强制措施一样，一经采用，就必然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及其它相关利益的损害，历来就是“求得案件真象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刑事诉讼中“永恒矛盾”的焦点，简单而消…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失范现象及控制

刑事强制措施体现国家公权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存在的裁量任意、变更随意等现象,不同程度损害了刑事强制相对人的合理权益。这是我国法律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具体表征,凸现了对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合理控制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文章认为,可以从建立强制措施的适用比例原则、扩大嫌疑人的救济权、建立和完善事前控制制度、事后审查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方面着手,以实现国家公权与个人权利的力量均衡。     

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机制

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关系到国家社会利益的保护以及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的保障,意义十分重大。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改革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亮点之一是包括审前羁押制度在内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的修改与完善.对监视居住措施进行适当定位并明确规定适用条件,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增加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且送押的时间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增加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程序的规定.这一系列规定使羁押条件和程序更加明确和细化,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存在着适用主体分散、缺乏必要监督、采取机关单一等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要强化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赋予被告人报告权,完善救济制度.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2~74条,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无固定居所四类人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由于法律属性与功能的差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俨然已成为区别于住所型监视居住而具有独立价值的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具有半羁押法律属性和配合侦查的功能,并且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执行对象规定不明晰,执行场所规定不清,强制程度难以把握以及难于法律监督等问题,提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应当具备“隐蔽性、安全性、独立性和便捷性”等特点,强制程度应介于住所型监视居住和逮捕两者之间,检察院行使监督职责等观点。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立法就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规定尚存在诸多不足，这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为避免这一弱势群体之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必须以人权保障为视角，重新审视及构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从而使之更为科学、合理，更有利于保障人权。     

论刑事诉讼中见证人见证的法律效力

我国刑事诉讼中见证人见证制度固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见证人见证与否对相关的侦查行为及其所取得的证据不产生法律效力,这就使见证制度所具有的对相关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证明功能失去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见证行为进行研究,应当赋予见证人见证以法律效力,从而使见证人是否参与见证能够在不同情形下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产生影响。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刑法变革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开始“新政”,法制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首先修订,在经过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和制定工作后,公布了《大清新刑律》;该法在法律体例形式、刑法罪名、刑罚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并在法律中确立了刑法礼法分立、罪行法定、法律平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现代刑法原则;刑法的变革使原有中华法系走向解体,是中国刑法发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但在当时中国社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启示现代人要更新传统的刑法观念,树立现代刑法意识。     

社会连带理论视角下的见危不助犯罪化思考

社会连带理论认为,随着有机连带关系取代机械连带关系,合作性法律将替代压制性法律。该理论与刑法谦抑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合作性法律注重鼓励法律所欲的行为,充分有效的非刑法保护应得到优先考虑。见义勇为应被视作规制见危不助的反面切入。目前我国保障、鼓励见义勇为的法制并未得到充足利用与完善。与其强调见危不助犯罪化,不如优先选择并发挥非刑事法律手段在鼓励、保障见义勇为、从反面遏制见危不助的作用。     

刑事法治视域中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之选择

从我国法制史的走向特征来看，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应当是法治国阶段。因此，我国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法治国的刑法文化。基于主观主义刑法立场而制定的多元化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与刑法和刑法理论的诸多范畴形成了对峙，不能够适应法治国对刑法运行的要求。因而，为与法治国的刑法文化相适应，我国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多元化应当为一元化所替代。     

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刻不容缓

不断升高的大学生犯罪率警示我们,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之薄弱极其令人堪忧.大学生因为不懂法而违法,因为不懂法而不知维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刻不容缓,因此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当庭宣判研究

大陆法系与英关法系均实行刑事当庭宣判,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宣判时限。通过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对宣判的立法的比较研究,当庭宣判不仅与现代刑事诉讼的根本理念相连,更是集中审理原则、陪审制度、定罪量刑分离等刑事程序的延伸,只有采用陪审制,实现定罪量刑分离,刑事当庭宣判方可得到完整意义上的实现。     

审判进程视角下的刑事错案防范机制探究

刑事错案在整个司法进程中均可能发生,但审判阶段发生的刑事错案危害最大。通过刑事错案防范机制来避免具体的错案理当是可行的。以案件在法院审理阶段的进程为对象,通过审理前阶段的严格审查受理案件和适时召开庭前会议,审理中阶段的严格贯彻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逐步扩大证人、鉴定人出庭的适用范围以及通过庭审旁听、直播等监督审理,审理后开展案件评查和审务督查、判决书上网和加强审判管理机制等措施,对其中可能产生的错案因素进行梳理和探讨,以避免刑事错案的产生。     

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研究

在职务犯罪日益智能化、科技化的新形势下,技术侦查是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技术侦查是以牺牲公民权益为代价的手段,应寻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对技术侦查运用的正当性进行诠释。该文着重从技术侦查措施设立的必要性和技术侦查在法律规范中的体现这两个方面,对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