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文章通过对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李恩富《我的中国童年》、黄遵宪《逐客篇》以及佚名作者《苦社会》进行文本细读,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他者）和中国（自我）的几种模式：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分别被建构为文明和落后的形象;李恩富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则分别被描述为纯粹的＂异＂和诗意传统的中国形象;在《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美国和中国则主要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或苦难的中国形象。晚清旅美华人对＂他者＂和＂自我＂的文学想象,奠定了后来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和中国的几种模式。     

近年美国警匪剧中华人男性形象分析

分析近年5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警匪类电视剧,可见其中主要出现了4类华人男性形象：冷血的中国政客、黑心残忍的华人商人、目无法纪的华人黑帮以及边缘异类的华人平民。在美国警匪片中出现的华人男性基本上都是负面形象,这迎合了华人作为美国“他者”的想象构筑,强化了跨文化下美国民族中心主义中自我身份优越意识的认同感。     

重建自我: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再现

美国主流文学中的华裔是被作为他者进行再现的,其形象具有定型化的特点。美国华裔文学出现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华裔文学中华裔形象的再现经历了从自我东方化到对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渗透、解构和重建的历程。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华裔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再现,揭示了再现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再现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华裔文学中自我再现的变化是美国社会各种权力竞争、变动的结果,重建自我是对主流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抵抗的策略。     

20世纪美国诗歌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论

20世纪美国诗歌的中国形象之所以呈现一种异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国形象的风貌,与诗人们想象中国的方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大致而言,20世纪美国诗歌建构中国形象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再造性想象、互文性想象、相反性想象.运用再造性想象,20世纪美国诗人再造中国器物表征与再造中国化视觉空间,旨在通过"发现"中国来言说自我.运用互文性想象,20世纪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文体、句法结构、立意进行仿拟,对中国字和句进行直接粘贴,意在通过"师法"中国文学和文化来丰富自我.运用相反性想象,20世纪美国诗人将混乱、称霸的美国与和谐、友善的中国进行对比,意在通过"正视"中国来反思自我.可以说,这三种想象中国的方式,在20世纪美国的不同历史情势下,都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诗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批判性武器,它们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对美国现实进行了社会和审美等方面的批判.     

《苦行记》:19世纪美国种族主义的文学镜像

作为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苦行记》表现了19世纪美国西部的社会生活。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种族伦理叙事和马克·吐温对土著印第安人和华人的种族伦理观,指出19世纪土著印第安人和华人遭受了来自美国主流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马克·吐温对印第安人进行极力丑化,表现出极度的仇视。对华人的同情和赞美,以及对华人负面形象的塑造仍然流露出白人种族的优越意识和文化优越感。     

异国形象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建构

马克·吐温在《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后简称《再度出洋》)这部小说中,以美国人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华人劳工"艾送喜"的形象。华人形象作为美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成为"他者",成为"非自我"的存在。本文试从失判的"他者"身份和渗透的"他者"身份两方面入手分析小说,来阐释异国形象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建构。     

角色与现实：1850年-1950年美国戏剧舞台上的华人形象

美国华裔戏剧的历史发展与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华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舞台形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华裔的社会地位。从19世纪中期华人移民美国开始到20世纪中期的近一百年期间,在美国的华裔舞台形象经历了智力上被幼儿化、外貌上被妖魔化、文化上被另类化的负面化的过程。这些形象广泛见诸于美国社会。匡正华裔刻板形象的努力是促成美国华裔戏剧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些负面形象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从历史的视角了解美国华裔戏剧的产生和发展。文章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华裔舞台形象进行梳理和阐释,说明华裔舞台形象的负面化与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华裔戏剧的相关性,并说明戏剧舞台不仅是华裔的表演平台,也是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文化诉求的重要平台。     

论美国华裔文学自觉时期父者形象建构的策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华裔文学出现了对抗华人＂刻板印象＂的自觉创作,成果显著,父者形象的建构是其中颇有价值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父者形象主要指第一代移民群体。试从否定现实父亲,追寻精神之父和重构历史,彰显华裔英雄本色两个方面来分析父者形象建构的策略,并由此解析这一形象建构的意图和意义。     

“恶棍”与“英雄”——从形象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笔下的男性形象

谭恩美作为华裔文学的畅销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喜福会》、《接骨师之女》以及《灶神之妻》等作品都围绕着女性的故事展开,其中也不乏对华人男性和美国男性的刻画。但总体而言,谭恩美笔下的华人男性总是以负面的、"恶棍"式的形象展示于读者眼前,而美国男性则多以正面的、"英雄"般的形象出现。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出发,对谭恩美作品中的男性形象进行解读,可从"他者"中反观到作者自身。     

《混血亚当》:飞散者的文化想象性满足

华人新移民是当今飞散人群的一部分,华人新移民文学也是一种飞散文学。飞散人群的民族文化记忆与新的异质文化时常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这种冲突往往就体现于飞散者对文化认同的确立上。飞散作家在文化认同上的不同态度和选择,与他们如何建构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是密不可分的。《混血亚当》折射的就是飞散者的一种文化想象性满足。     

陕西作家文学想象中的河南形象——以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为例

文学文本对地域形象的塑成和传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载体.对本区域内的作家而言,这是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而从域外作家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一种"他者"形象.河南人形象在不少外省作家作品中多有呈现,在三秦作家的文学实践中,突出地表现在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的作品中.在其文学想象里,河南人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老百姓,一类是兵匪形象.尽管作家们所塑造的地域形象是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他者想象与他者书写的一种方式,并不一定是现实本身,但一定是所描写的地域人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男性形象及其流变

西方作品对中国男性形象的建构大致分为两类:"乌托邦化形象"和"意识形态化形象",而这两类刻板形象并不是西方对文本之外的中国男性真实情形的原样复制,而是欲望化的他者、一种幻想、一个虚影。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与主体情感,另一方面,又代表着整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集体想象,同时也是作家和本民族的精神关照。直到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的兴盛,才逐渐打破了这一刻板形象,塑造了全新的华裔男性形象。     

中国式“多余人”二重性格的文化价值--以巴金小说中人物李冷、觉新、汪文宣为例

“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出现之后,就以一种流动的文学形象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备受社会影响,他们在传统的坚守与现代的反抗中形成了二重性格,成为中国式“多余人”。本文将对巴金笔下的李冷、觉新和汪文宣的矛盾性格进行探析,从而发掘此类“多余人”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社会价值。     

布莱特·哈特笔下的华人形象

布莱特·哈特(1836-1902)是较早地将华人移民写进自己文学作品的西部"乡土文学"作家。哈特笔下的华人形象总是神秘诡异,不可捉摸。尽管如此,他却认为华人身上有着连美国人都自愧不如的优点,而且还借助幽默含蓄的方式,对当时美国西部白人对华人的种族主义言行和华人所遭受的各种歧视和迫害,表达出了强烈地嘲讽和深切地同情,这些在排华浪潮甚嚣尘上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都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同许多同时代的美国作家一样,囿于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需求以及作家本人生活经历和特殊创作习惯,哈特笔下的华人形象仍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夸张、歪曲、轻视甚至偏见的色彩,这些都共同构成了其内在的复杂性。     

国家权力链条下异国形象成因初探

<正>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新常态。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注视者"在异质文明语境下建构作为集体想象物的异国形象。在这样一种"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中,由单方建构的异国形象必然存在偏差甚至是扭曲,即存在将异国形象"妖魔化"的现象。在国家权力链条下,接受国对放送国国家形象的扭曲和不合理虚构,极易形成一种不和谐的文学交流现象。在论述被"妖魔化"的异国形象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西方文学中的李白形象

李白不仅作为一名诗人被西方文化所接受,他的人生经历、他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他身上被后世所赋予的神话传说和他的诗歌创作一起构成了西方文化所接受的李白形象。而在西方文学中,这一形象经过文学家们的想象和加工,更是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一面,本文重点分析了约翰·斯科特等18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诗人,以及盖伊·加夫利尔·凯等20世纪西方小说家笔下的李白形象。李白时而是个中国的好官,时而是个放荡形骸的艺术家,时而又是位东方的智慧哲人。在李白形象的变迁中,我们能看到的是文学想象的魅力和文化利用的痕迹。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异域想象

美国作家爱伦·坡在作品中把东方描绘成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呈现出一种肯定的、乌托邦式的异域想象;但是,客观存在的东方并没有将其作品中所描述的得到真实的重现,而是成为他反思19世纪美国社会的媒介和对自身文化进行批判的手段。因此,联系19世纪历史文化语境,考察爱伦·坡小说中的异域想象,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十九世纪美国作家对当时的"进步观念"的反思及其复杂的文化心理。     

颠覆与重塑——汤亭亭小说人物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

美国主流文化中存在的华人刻板形象严重阻碍了华人自身的发展。因此,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把抗衡主流话语中对"华人形象"的规约性描述作为其写作的重要宗旨。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以"华裔"为背景,以"女性"为主题,重塑了融合男女性格优势的女勇士形象。     

美国影片中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以《功夫熊猫》系列为例

从默片时代开始,中国人形象就以“他者”的身份开始出现在美国电影中,在“我”的注视下,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大多呈现为负面形象。在《功夫熊猫》系列中的中国元素,作为美国影片“我”眼中的“他者”,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读依然存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这个他者更多地表达了“我”对社会及周围关系的一种渴望。     

《红浮萍》里的中国“书生型”华人男性气质建构

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习惯于异化与扭曲华人男性形象,将他们视作胆怯、卑下、猥琐、毫无男子气概的无能的"他者"。小说《红浮萍》通过建构父亲楠这一刚柔并济的中国"书生"型华人男性形象,并以楠面对厄运磨难时不屈的精神斗志、至诚至善的真性情和儒雅与阳刚并蓄的"书生"气质挑战了西方白人主流文化长期以来对华人男性的歪曲与丑化,为华人男性树立了良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