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档案公布权

2001年1月4日的《中国档案报》刊登了《档案局被告上法庭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介绍了河北省南皮县档案局因《张隐韬》一书的出版被卷入一起民事诉讼的过程。 1999年12月，南皮县档案局计划编辑出版《中共一大党员张隐韬》一书，听说南皮县党史办有人全文引用了南皮县档案馆保存的张隐韬日记，并以个人名义编写了《张隐韬》并送印刷厂印刷。(张隐韬日……     

论档案的公布权

冯伯群先生在其《利用档案引发的一场官司——《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出版以后》中，详述了前两年相当畅销的《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一书引发的一起与档案利用相关的官司：书中一位主人公的子女，以作者在书中引用与其父亲有关的档案材料造成了对其父亲名誉权的损害为     

论档案的公布权

冯伯群先生在其《利用档案引发的一场官司———〈陈寅格最后的二十年〉出版以后》中 ,详述了前两年相当畅销的《陈寅格最后的二十年》一书引发的一起与档案利用相关的官司 :书中一位主人公的子女 ,以作者在书中引用与其父亲有关的档案材料造成了对其父亲名誉权的损害为由将作者告上了法庭 ,法院的二审判决以作者利用了不得擅自公布的档案材料而造成对所涉人物的名誉损害的判决结果结束了这起官司。这起与档案利用有关的荣誉官司虽然结束了 ,但在档案界引起的争论与反思却远未终止。对于此案中的被告是否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而侵害了…     

完善档案公布审批制度 解困国有档案公布权

现行档案公布制度的设计缺陷,严重制约了档案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档案价值的有效发挥,并使国家档案馆与利用者双双陷入“行为不当”的困局。文章分析了授权利用者公布国有档案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借鉴德国相关经验,提出制度设计不能“一禁了之”,而应在现行《档案法》的框架下,健全档案公布审批制度,平衡档案利用与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合理界定许可范围,在满足许可条件下,将国有档案公布权部分授予利用者,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多元主体、多种途径公布档案信息的协同治理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同时为解困国有档案公布权探索一条新途径。     

对档案公布权的认识

在档案的正常利用过程中,档案公布权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不仅给档案利用者带来困扰,也影响了正常的档案利用工作,公民利用档案的正当权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档案实践工作中,由于种种因素档案公布权并没有被有效行使,公布工作成效甚微。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有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实际上否定了国有档案的公布权,阻碍了档案的公布工作。在已经启动的《档案法》修改过程中,应该考虑还权于民,废除所谓的档案公布权。     

论档案公布权的废止

现行档案法规中,档案公布权的设置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档案信息流通与传播的法律依据,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记,也与档案法规部门立法的现实分不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转变,档案公布权的设立越来越不适应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发展的需要.     

简述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的矛盾

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会造成以往规定与现行需要不相协调的矛盾。存国家信息化建设日益发展的环境下,档案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其充分利用与共享成为加快国家信息化建设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档案开放权与公布权的矛盾,成为制约这一信息化进程、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功能发挥的主要矛盾。     

重新审视国家机关档案的公布权

本文就档案信息利用方面存在的矛盾 ,重新分析了国有档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机关档案的公布权问题 ,并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的角度 ,进一步提出国家机关是纳税人供养的部门 ,最大程度地向社会公开它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公共档案信息 ,是它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它应享有的权利。     

档案“公布权”的悖论

“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永久地保存有价值的文件并使这些文件得到有效的利用。”①《国际档案理事会会章》第二条规定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五项任务之一是:“通过广泛介绍档案目录和简化档案利用手续,促进人们更经常地利用档案,并对档案进行有成效的、公正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西亚·贝尔逊说:“不是档案馆决定档案的利用,而是档案的利用决定档案馆。”②但是,各国对档案的利用又设置了种种限制,最典型的是规定了时间不等的档案封闭期,在特定时间内排除档案信息的利用,其目的是维护特定人的利益。封闭期的存在,也就产生了档案“公布…     

重构档案公布制度初探

该文阐述了不同所有权档案公布的制度重构,认为要明确在档案信息利用方面国家与公民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赋予公民档案公布权。     

浅析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的立法缺陷

现行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分离的规定,使档案利用者无法实质运用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大大限制了档案的利用,档案的实质利用价值并未得到实现。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逐步统一应成为我国今后的立法趋势。     

对档案馆国有档案公布权的思考

《档案管理》2005年第4期程训方、刘东斌的章，对《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国有档案公布权谈了看法。     

对国有档案公布权的再认识

近年来，随着政务公开的发展和公民利用档案意识的逐渐增强，利用国有档案过程中的公布问题引起档案界乃至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有杂志还专门刊登了由于利用者擅自公布国有档案打官司败诉而引发热烈讨论的文章。客观形势需要我们对国有档案的“公布”权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     

政务信息公开背景下赋予档案利用者公布权的分析

一、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的规定 1、关于档案利用与公布概念的界定.档案利用与公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中,档案利用与公布是对档案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处置,档案利用包括对档案的阅览、复制、摘录等形式,而档案公布则是指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档案内容信息,也即档案信息首次公之于众的行为,它包括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等出版物(包括声像、电子出版物)发表、媒体播放(包括网络传播等)、展览、宣读等形式.     

基于新修订《档案法》的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权责问题研究

2020年6月20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对档案利用与档案公布条款进行了修正.文章基于新修订《档案法》涉及的档案利用与档案公布条款,回顾了我国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讨论热点,分析了现存法规在公布与利用的权责、公布审核程序以及国外立法趋势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要转变档案开放思想,完善开放鉴定程序,取消公布权的审核,以及进一步完善档案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的建议.     

浅谈军事档案的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就档案的公布问题早有明确规定，但军事档案如何公布尚未定出相关法规。文章就军事档案公布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证，并对公布的范围、原则、方式和权限等作了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