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统战工作对西安事变的促动作用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其中事变前中共对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的统战工作对事变的发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张、杨的爱国之心,中共的诚意感化了张、杨,中共的努力促进了张、杨的团结合作.     

中共的统战工作对西安事变的促动作用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其中事变前中共对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的统战工作对事变的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共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张、杨的爱国之心，中共的诚意感化了张、、杨，中共的努力促进了张、杨的团结合作。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密切合作阶段,杨虎城重用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保护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并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第二阶段为若即若离阶段,由于中共“左”倾错误,拒绝杨虎城入党要求,在杨虎城军队中搞兵变,迫使杨虎城一方面与中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杨虎城与"西北半独立化局面"问题探析--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八

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和张、杨曾谋划在西北构建某种“半独立化”局面,以作为未来对日抗战的战略基地,然终因时、事、势的变异而未获成功。其间,杨虎城以其在西北的特殊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西北善后处理问题上与中共的配合相得益彰,这也构成了杨与中共合作史上值得浓墨重书的一页。     

西安事变和旅欧爱国华侨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关头,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我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要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但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而且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实行“兵谏”,逮捕与囚禁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努力,蒋介石答应了联共抗日的要求,使事变获得和平解     

试析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中的态度变化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最初就有捉蒋后放蒋的思想。他在事变“善后处理”中时而主战,时而主和,能始终把握既定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军政措施,促使陕甘善后循政治途径解决,避免了新内战的爆发,最终成功地巩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成果。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中共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研究

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共随即开展了同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等的统战关系,谋求建立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反蒋抗日"合作格局,推动和领导抗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依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提出"逼蒋抗日"方针,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二二事变",导致东北军内讧。中共尽力维护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合作关系,共同应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治、军事压力,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实现"联蒋抗日"。     

范长江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及意义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全国民众并不知情。范长江“冒险尝试”到达西安,与杨虎城、周恩来等人会面了解事变真相,并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见面,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大公报》把事变真相告诉了全国人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两广事变与中共对蒋政策的转变

两广事变对中共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策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变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作用。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影响和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在中共的积极调停下,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与宋氏兄妹业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东北救亡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东北救亡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由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流亡民众、东北军爱国官兵共同发起的抗日爱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以宣传抗日爱国、支援东北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统战性质的救亡团体,直接参与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场运动汇入全国抗战的洪流,为推动全面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东北救亡运动谱写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中国抗战史的光辉一页。     

西安事变中的龙云

西安事变中,“云南王”龙云由短暂的观望到反对张杨而拥护中央;由主张武力进攻到军事政治并用;并劝告杨虎城接受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建议南京勿对西安用兵。龙云的上述做法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应对模式

面对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首先确定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危机应对的价值取向;启动了危机应对的机制,对内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统一了全党认识,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更强的抗战力量;最后实施了正确的权力前移策略,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西安斡旋,成功地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成功范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危机应对的政治智慧。     

也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兼与张伟先生商榷

杨虎城与中共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双方的首次分歧和矛盾是皖北暴动,它是双方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1933年杨虎城与中共之间协议的终止中共应负一定的责任;中共与杨虎城达成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是在1936年4月,而不是1935年底;双方联合事宜进入具体磋商落实阶段最早是在1936年9月而非8月.     

杨虎城的个性与西安事变

个性是导致行为以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因素长期的变织，冲突，聚合，最终熔铸成杨虎城独具魅力的沉稳持重，深思熟虑，坚强不屈，勇于反抗的个性，这种个性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在近代中国历史画卷中，抹下了浓浓的一笔。     

靖国三战将张义安、杨虎城、邓宝珊的人生道路

在靖国军期间,张义安、杨虎城、邓宝珊三位将军建立友谊,积极革命,信念坚定,在靖国军的创建、发展以至最后的坚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共同投身于反暴政的革命中,在护国护法运动中求民主,聚义靖国,张义安在靖国军战斗中壮烈牺牲,杨虎城、邓宝珊也悲壮忠勇为信仰死得其所.他们年寿不一,走过了相似却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