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太平天国革命不仅加速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解体，而且在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同时，引入了某些现代政治的因素。这在不自觉中顺应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加快了中国由传统政治迈向现代政治的步伐。     

太平天国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律现代化

太平天国法律思想既有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容,亦有西方近代法律思想的元素,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交融的产物。太平天国法律思想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以传统法律文化融合西方法律文化的先河,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中国法律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

中国和日本两国大体上在19世纪60-90年代先后迈出了早期现代化的步伐,而两国发展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日本的维新是由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主动在全国推行,明治政府为了集中政府权力,成立了专门负责引进、移植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央机构。这些中央机构,都以"激进改革派"人士执掌。而中国只是由地方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在他们的辖区办理。洋务新政时期,未能建立任何一个推动资本主义改革、引进西方学术和技术以及机器设备的专门机构,没有一个机构来设计、制定有关推动洋务新政的方针政策。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向上,中日之间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洋务新政初期引进的军事工业,全部是官办,此后开设的民用工业项目,大多是官督商办,民办企业极难生长。清政府没有提出促进民营企业的任何政策。日本则实行了两个并举:引进资本主义企业与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举,举办官办企业与鼓励民营企业并举。尽管两国都具有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但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尚有距离。洋务新政与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难以作真切的比较。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逐渐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日本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这些改造刺激了日本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发生,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转变,从而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向自由资本主义方向转换。这个转换,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可见,落后国家只有转换国家体制,才可能全力推进资本主义的产业政策和文化政策,才可能赶上现代化的潮流,而中国在19世纪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很难迈出大的步伐。     

中国民众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怎样发现民众的力量，并建立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现代化国家，是摆在每个阶级、政党、集团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历史证明，中国民众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决定作用。     

太平天国文献俗字三题

太平天国官印书、文书、碑石刻中,存在大量方言俗字。该文以粤西本土文献为材料对太平天国文献中出现的、咁、三字进行了详细考察,并认为全面整理和研究太平天国文献中出现的方言俗字,对粤西地区方言字词的研究、民间文献的整理和校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浅谈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断限与分期

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一个重点,就是研究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断限与分期问题则是研究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城市的现代化不完全等同于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断限与分期也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早期现代化的断限与分期,它理应有自己的标准。     

“中体西用”与中国早现代化的启动

发韧于19世纪40年代，形成于60年代，于90年代达到顶峰的“中体西用”思想，是19世纪60至90年代指导中国早期现代化初始阶段——洋务运动的最先进、最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洋务派在军事、经济、教育、思想化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创新，为中国近代社会从农业向工业明过渡提供了最初的现代性因素，成功地实现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中国早期现代化评议

有人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太慢、成效很差、意义不大。本文通过较为深入地分析与比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并不缓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端,其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化技术,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又为洋务运动提出了在中国政治体制上进行近代化改革的课题。     

近代农民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的标志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洋务运动.20世纪初年开始的十年新政中,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教育事业和仿行宪政热潮,这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上又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而这两次以清王朝为主体的早期现代化运动都与此前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密切相关.因此,近代农民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太平天国奠都初期天京的商业政策浅探

太平天国奠都初期天京的商业政策可分为私营商业政策和公营商业政策两个方面。私营商业政策经历了放、禁、弛、禁、放五个阶段,与此同时,公营商业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引起政策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出于防务的需要。商业政策的变化说明了太平天国实行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禁商政策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太平天国决策层能够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政策,前期的太平天国才能够在与清军的对峙中处于优势。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起义是因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具有正义性。2、《资政新篇》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纲领,它翻开了中国近代化的新页。3、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勃兴。4、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促使人们思想观念观念发生变化。5、太平天国促进了“科教兴邦”观念的萌发,影响深远。6、太平军在上海等地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定。     

评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

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的设计在没有现成蓝本的情况下，独创了一套前无古人、后无来的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其政权体制从草创而逐步健全，其职官体系由起初的军事建制而逐步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设立了宫室官员和朝廷官员、官和武官，职位和品阶得到健全。太平天国职官制度的发展也完全遵循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太平天国前后期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官阶体系，后期职官体系的膨胀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虽冗繁而不乱。作为农民小生产，能创建出如此工程浩大的上层建筑，这才真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对其创举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试论太平天国文化与教育改革的特点

太平天国在其长达14年之久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在化和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太平天国化与教育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方面，太平天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其化与教育改革既继承了传统，又有所创新，更体现了进步的平等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太平天国的化与教育改革又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和盲目性。     

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几点看法

太平天国上帝教不是卡尔特，也绝非邪教，太平天国上帝教也不是纯粹的西方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虽，即持上帝一位论的基督教团体，是中国特殊时代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邪教吗?

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不是邪教。这是因为：1、邪教崇拜的多为现世的活力，而上帝教是引进的基督教，崇拜的中心是上帝；2、邪教一般只关心本人，本教的利益，而上帝教则是一个关心大众命运的宗教；3、邪教具有反人类的特征，而上帝教从来没有让信徒危害自己的生命，太平天国努力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平等样和幸福的人间天堂；4、邪教极端强调本教利益及个人利益，为此不惜抛弃人伦亲情，而上帝教则遵从人类既定的人伦常理；5、邪教鼓动信徒不惜牺牲今生的生命去换得所谓来世的幸福，而上帝教则正确地处理了现世与来世的关系。否定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的观点值得史学界关注和反思。     

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

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国严禁偶像崇拜，并由此掀起了一场狂飙式的毁灭偶像运动，在起义立国初期，太平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因而毁灭偶像的声势不大，波及范围有限，建都天京和进军苏杭后，该运动相继形成了两个高潮，洪仁Gan、李秀成对该激进政策稍有意见分歧，主张对庙宇寺观禁而不毁，但无力左右局面。因此，该政策便与太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成为太平天国对待偶像崇拜的一个主导政策，然而，此举并不具有破除迷信，排斥一切神灵的意义，其实质依旧在造神，区别仅在于以一神替代了众神，尽管它在初期极大地改变了太平军的精神面貌，但其所孕育的宗教激情最终仅是泡沫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该政策既有悖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所以民间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此外，该政策带有很强的盲目破坏性，致使江南为主体的宗教建筑和名胜古迹蒙受了一场空前浩劫。     

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镇

周庄镇以陶煦家族为核心，组织团练与太平天国对抗，又由费秀元出面，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实行骑墙的“两边办”，两面三刀，纵横捭阖，但其根本立场始终是站在清朝政府一边的。周庄有关人员对太平天国进行颠覆活动，充当清军的乡导，为清军办理后勤，给太平天国造成重大损失。可以说，陶煦之类地方势力的存在，是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与传统文化略议

太平天国运动虽受到西方化的影响,但它仍承袭了中国古代历次农民战争的“奉天承运”、“改朝换代”、“太平救世”的变革思想模式。它固然对传统儒学和孔子进行了冲击,但实际上它又极力使“儒为己用”,援引孔孟儒家思想以及程朱理学思想,为自己的教义宣传、政策宣传和专制主义说教服务。在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下出现了以湘军主帅曾国藩为精神领袖的反太平天国思想的联合阵线。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失败,传统化的外显的应时功能被作了调整。传统化的逆反作用是清朝战败太平天国的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