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歌中的数字意象

吴歌是吴语地区民歌、民谣的总称,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吴歌中经常出现数字,它们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原型意象。它们不只是简单的数值符号或数学概念,而是蕴涵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文化学视野对吴歌中的数字意象进行解读,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及其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霞苞电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管窥宋词中莲花意象

莲花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个重要的原型意象。在《全宋词》中,莲花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莲”是美人的象征;莲花词是传递相思的恋曲;“莲”是祥瑞美好的理想寄托。宋代的莲花词以表达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为主,音韵天成、清新华美,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中国古典韵文中的鱼意象

探讨鱼意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认为鱼意象寄托了古代先民丰饶富足、人生通达的愿望 ,赋予了沟天通地、预知吉凶的神能。     

中国古典韵文中的鱼意象

探讨鱼意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认为鱼意象寄托了古代先民丰饶富足、人生通达的愿望，赋予了沟天通地、预知吉凶的神能。     

典故与意象

典故在中国古代诗文的广泛运用中常常以一种特殊意象的形式出现,我们可称之为典象。按弗雷泽人类学的“原型”说、荣格心理学的“原始意象”或“原型意象”说以及弗莱文学“原型”论,典象分为标准原型意象包括神话传说、宗教仪式、寓言童话以及相关自然的天文地理、节令物候、动植物等;非标准原型意象包括社会历史人物和事件、生活方式及礼俗甚至经典文本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典象的系统稳定性、地域民族性和增殖扩展性等鲜明特征。     

论“我们”散文诗意象化特征的审美建构

“我们”散文诗丛对当代散文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其诗学理念和实践将散文诗的建设推到了更高的层次,在这套丛书中散文诗的意象化特征非常明显,对散文诗审美理想的追求具有建构的功能。而意象是散文诗诗性的最直接体现,其意象原型主要有自然生态、地域家园、现代情绪等三种,这三种意象原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象主题,在不同诗人的具体创作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诗人们运用意象表现其情感体验,充分利用了意象的审美功能,意象组合的审美合力,完成了意象表现的最高境界,即意境的审美交融,对于意象建构下的美学理想的追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对“我们”散文诗群提倡的“意义化写作”的贯彻。     

哀牢民族心灵深处的一个集体的梦——“九隆神话”原型分析

运用西方“原型理论”对九隆神话进行宏观研究,即将九隆神话放到与其他神话的关联,以及整个中国神话系统和神话传统中去考虑,以获得一种更大的研究范式——原型。归纳出九隆神话包含着“感生”原型叙事模式、“龙——大父神”原型、“鱼、水、木”几种意象原型,并加以分析,从中见出九隆神话蕴含着哀牢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些集体无意识经过世代积淀,保存至今。     

修辞原型——夜莺与杜鹃意象在英汉诗歌中的比较

夜莺和杜鹃意象是英汉诗歌中被高频使用的修辞原型,两者在英汉诗歌中的象征义同中有异。一方面,两个修辞原型均与古老的神话有关,神话中菲洛墨拉的不幸和望帝杜宇的悲剧使夜莺和杜鹃意象具有一种深厚的悲情意蕴,成为诗人表达悲情哀怨的显性符号,夜莺意象多表达“哀”和“怨”的象征义,杜鹃意象多表达“冤”和“归”的象征义。另一方面,两种鸟儿生理属性不同,夜莺的歌喉优美动听,在诗歌中也常象征美好欢乐;杜鹃因鸣叫的声音和时节,在诗歌中与“报春”、“催耕”的意思相关联,含有积极欢乐的意味,但此类诗歌数量不多,没有成为杜鹃意象应用的主流。     

中英诗歌的主题原型与意象原型解读

通过解读中英诗歌主题原型与意象原型的异同,探讨同一母题或意象原型在不同民族的诗人那里是如何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含义,从而进一步明晰民族文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以期从文化视野中进一步领略诗歌创作的审美情趣。     

现世与理想的双重关注——论李贺诗歌鱼意象的深层含义

本文探讨了李贺诗歌中鱼意象系列所包含的深层含义,认为李贺诗歌中的鱼意象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以鱼为象征的权力符号的关注,二是对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并运用原型意象理论探讨了其大量运用此意象的原由。     

吴歌中人生礼仪的文化研究

吴歌中有很多＂仪式歌＂包含了人生不同年龄阶段所举行的不同仪式上所唱的人生礼仪歌,而婚姻礼仪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次,它在吴歌作品中经常出现,十分繁褥。其形成及所反映的内容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既有传承性,也有变异性;既蕴涵了深层的文化内涵,同时体现了吴地水乡古朴的民风特色。     

《西洲曲》产生的地理环境考释

通过对六朝建康自然环境的考察,并结合唐人温庭筠等人诗文中对建康风物、掌故和地理环境的记述,《西洲曲》中的"西洲"、"南塘"等地点应该在建康附近,这首杰出的民歌亦应产生于六朝建康地区,描写的是发生在秦淮河畔的爱情故事。从建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西洲曲》的艺术特征分析,《西洲曲》应产生于建康地区的文化氛围之中,它最后完成于齐梁文人之手,属于"吴歌"的范畴。     

白茆山歌的量词分析

白茆山歌是白茆塘流域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由常熟方言构成。以《中国·白茆山歌集》为代表的白茆山歌,所用量词丰富复杂,其中不乏常熟方言的一些特殊用法。     

陕西近代歌谣中的方言语音现象初探

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陕西近代歌谣中保存了不少近代陕西话的语音资料,是研究陕西方言很好的素材。本文以《陕西近代歌谣辑注》为底本,兼及民国时期《歌谣周刊》的部分陕西歌谣,分为"合音与分音"、"声、韵母的音变"两部分展开讨论,揭示近代陕西歌谣所反映的方言语音现象。     

佤族民歌的语言特点浅析

佤族民歌相当丰富,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劳动歌、风习歌、情歌、生活歌、娱乐歌、儿歌等几大类.语言是民歌的载体,佤族民歌的语言,不但质朴简洁,富有哲理,具有抒情性,而且运用多种修辞方法,多变的句式及叠词和衬词等,具有形象可感的特点     

宋词中“合欢”意象的文化内涵

由于合欢的羽状复叶、成对开合的特征,因而在宋词中成为爱情的象征。宋词中合欢有时不再和植物本身密切相关,而是指代一些对称的图案或与爱情有关的物品。在一些词作中,合欢经常和莲、藕、连理枝等意象并提,作者借此述说往昔凄美的记忆,也使一定时期的民俗文化得以呈现。     

＂刘三姐歌谣＂考辨——兼谈作为非遗的“刘三姐歌谣”的保护与传承

在刘三姐文化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刘三姐歌谣”是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均界定不清的概念。对这一概念进行梳理，既是学者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支持、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     

宋代楚辞研究概述

宋代楚辞研究上承汉代,又受到当时诗文革新运动和理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浓重儒学色彩。宋代的楚辞研究更重视义理的阐发。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有晁补之、洪兴祖、朱熹等。     

情钟于民,心系于众——对"新乐府"诗派"向民性"本质特征的思考

“新乐府”诗派以其实用性、功利性的诗歌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为后世的诗人开拓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广阔途径。通过对该诗派的发展渊源、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影响等方面的思考,指出该诗派最为本质的特征应该是“向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