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鲁迅谈他的杂文言说环境，方式与命运

本講所要討論的,是“作為雜文家的魯迅”。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們衹能大題小作: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談。於是,就想起了魯迅的一個感慨:“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對於言論的迫壓,也是很令人覺得詫異的”。在他看來,評論者如果不了解作者言說環境,就不能批評他的寫作,“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由此而發出了他的忠告:“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我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小说文学”学科建立的精神史

一、知識結構的缺陷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目與青年愛讀書目各十部,邀社會名流提供目錄。胡適等人都交卷了,唯獨魯迅作答時發了一通牢騷,曰:“青年必讀書,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 說下出。……我以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此語可見其性情,但誰都知道那是故意這 麼說的激矯語。因為魯迅自己的中國書就看得很下少。     

《“章門弟子”繆篆哲學思想研究》序

正先外祖父泰州繆篆(子才)先生,固耿介拔俗之士。先曾祖父伯子先生之子、光宣間詩壇高手范罕(彥殊)先生以與性相近,願結秦晉之好。乃攜先大人范增厚(子愚)先生赴泰州。一席之談,繆篆先生對先大人之博聞強記、英才俊逸大欣賞,遂許爲東床。彼時先萱繆鏡心(孝勤)先生以品貌才學出衆,稱一時名媛。這是我來到人間的天賜機緣,人生逆旅都是佛家所謂十二因緣使然。外祖繆篆先生任廈門大學敎授時,魯迅先生亦執敎廈大,相與幷不熟稔,於術業上趨捨異路。然魯迅《兩地書》中,對外祖父的高風頗有贊賞之意,     

讀董魯安先生詩《董魯安詩》代序

董魯安先生(1896-1953)生於十九世紀末,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部詩集所據其手錄的《溫巽堂詩》,起於民國四年(1915)十九歲,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四十九歲①,加上集外詩,也僅到1948年為止,後來就不見他有詩了. 董魯安手錄詩稿,別爲《甲子草》《問津草》《沜東草》三輯,後者包括1942年到解放區後所作,這部分後曾擴充為《游擊草》單獨問世,現合爲全璧.     

胡适的离乱岁月

前言最近20年來,海內外有關胡適年譜和傳記的著作,下下數十種,但對1948年底胡適飛離北平,到 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胡適決定暫寓美國的這段生活和心境,記載卻極有限。這一方面固然由於胡 適個人的生活往往衹是瑣碎的日常事務,無論就學 術史或政治史而言,都無足輕重,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材料不足,無從建構起胡適流亡歲月中的點點 滴滴。本文以胡適十幾封從未發表過的家書作為基 礎,輔之以其它材料,來重新審視他在這段艱難歲     

丁山先生及其家人

正父親丁山先生去世已經65年了,每當想起就心痛不已。正當他知識積繫豐厚,可以爲國家出力時,他走了,他還不到51周歲呀!父貌出身於貧苦家庭,3歲時祖父就去世了。住的是稻草土坯房,家裏吃的菜常常是祖母在别人家場地遗撿来的"豆芽"。直到父親當了教授後,鄕紳們送来了錢(用手推獨輪卓推来的铜錢)才蓋了瓦房。父親在祖母包瓣下早早成了親,唐氏育有二女一男。1933年舆唐氏雕婚,當時祖母健在,前妻唐氏雕婚不雕家。1934年經父親的三舅趙鳴     

曹雪芹是我的校友 外二篇

前些日子《萬象》上發表了我的一篇《曹汝霖是我的親戚》,今天再來寫一篇“曹雪芹是我的校友”。姓曹的同我有緣。下過我和這兩個姓曹的的“社 會關係”,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曹汝霖是近代人, 從時間上我能與他接觸,我下到一歲的時候,母親告 訴我,曹汝霖還抱過我一次呢。他是我的親戚,這一     

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价值归宿

“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會以教會大學“作爲傳教媒介”的初衷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於:基於對“本源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不同理解,以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爲代表的早期教會大學選擇了全然不同的教學模式。這兩種教學模式的區別,首先體現於作爲不同授課語言的漢語或者英語。齊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分别選擇的授課語言,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和傳教觀念,也引伸出一些悖論式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只能在語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語言”,那么追溯當年的歷史至今仍然是有意義的。     

作為藝術家的魯迅

我今天的講題是:《作為藝術家的魯迅》。應該說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有趣的題目。但我卻不是一個合適的報告人。因為我不懂藝術,對這個題目必要涉及的美術、音樂、書法、電影,都是外行;而我年齡已大,精力又分散,不可能補課,作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又覺得這個問題很大,關係着我們對魯迅的認識,卻為許多人所忽視,因此,有必要作一點呼吁。今天的演講,就衹能出一個題目,講一堆材料,介紹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起一個宣傳的作用。如果在座的諸位聽了我的講演,覺得有興趣,又對我的說明不滿意,不滿足,自己動手來研究,我的目的就達到了:這是名副其實的“抛磚引玉”。     

張少和他的青銅銘文研究

正一2002年,我從外地調入清華大學任敎。當我接手第一批學生的時候,我就從敎學檔案中認識了張少。那年他不到20歲,但他作爲中文系學生,卻已經有過在國外進行鋼琴巡演的經歷。這是讓我感到吃驚的。上了幾堂課,我發現,他的興趣遠不止於音樂;毋寧說,他更關注的是圖像。這段時間我主要講授先秦時期的中國文學。爲了調動學生的想象力,我把講課內容放得比較寬,比如第一課講東亞大陸的     

陳寶箴和湖南新政

陳寶箴1895年9月12日(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散原《行狀》記為八月,疑指接到諭旨的時間或舉約數)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這一年他六十四歲,經驗與學問與歷練早已超出這一職務所需要的種種條件。實際上他得到這一職務的時間未免太遲。陳三立這一年也已經四十二歲了。當時正是甲午戰敗之際,朝野沸騰,要求變     

記弟弟葉維佳

正謹以此文紀念我親愛的弟弟葉維佳,同時向和他一樣不唱高調、不求聞達、在"被愛錢遺忘的角落"裹潜心做實事的人們表達敬意。因爲弟弟,我認識了其中的一些人。"水滴"句出自佛經,維佳用來與身邊同事共勉。在中國,歷來都有這樣一些堅韌不拔地投身於長遠民生福祉的人,他們是我們今天這個短視、浮躁與功利時代的稀有"品種"。人以稀爲貴。託體同山阿都都(維佳小名)於2015年6月14號因升主動脈血管夾層去世,享年63歲。他在突發病後     

評價《魯迅與我七十年》的幾個問題

近數月來,由于秋石先生《愛護魯迅是我們的共同道義》一文在2002年9月17日《文藝報》的刊發,周海嬰先生《魯迅與我七十年》的若幹內容在學術文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應該說,秋石先生出于“愛護魯迅”,對海嬰回憶錄中幾個問題加以質疑,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有助于人們思考的深化。他的論述在某些具體意見(如對馮雪峰的看法)和時間等細節方面,也起到了澄清和訂正的作用。     

晚年的吴宓先生

一 歷史上往往有一些卓有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著名學者,由於複雜的政治原因,他們長時期被歪曲、誤解,甚至其明顯的功勞、貢獻、成績也“因其一點不足而攻擊其餘”統統被抹煞,或者為並不知情者長期“爭論不休”,這是又一種“歷史的悲劇”。這種不公正,後人儘管可用簡單一句話“這是歷史的誤會”去解說,或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評說,但是,無論怎樣,這些歷史人物他們畢竟對人民作出了有益貢獻,終將會重新被人們所認識和作出公正的評價。吳宓教授即屬於這樣的“有爭論”的歷史人物。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明陳建《學蔀通辨》及其經世思想研究序

陳建(號清瀾,1497-1567)是明代中後期頗爲異類的一位思想家,主要活動在正德、嘉靖年間,這正是社會激蕩、思潮紛起、學術多彩而開始下沉於民間的時代.作爲一個中下層的士人,陳建在功業方面可以說乏善可陳,其一生的主要成就便是著書立說.他的著作大多完成於四十八歲辭官歸隱之後,主要的有三部.《學蔀通辨》,在心學盛行之時,辨...     

孔子修作《春秋》考

孔子作《春秋》之説始见於《孟子》,然而這一史實的真相如何,古今學者則始终存有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筆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先秦時代著史制度立論,論證於孔子以前,作爲魯國史記的《春秋》實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於魯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實際僅截取魯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歷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封魯史記的斷代編次而已,故直襲魯史《春秋》之名實致於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誤及内容之增損,孔子則未有任何作爲,孔子據其所编之《春秋》以説義,合於其"述而不作"的自我評價,适一問题的解决關乎歷史學、哲學史、經學史和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 徐復觀之“心”詮平議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特性定義爲“心的文化”,并認爲“心的文化”乃是一種“形而中學”。其對“心的文化”與“形而中學”之獨特詮釋路徑,於新儒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徐復觀高揚“心學”這一道德主體建構之路徑,對孟子、荀子、莊子及宋明心學之疏解極細密而深入,既出新解於陳編,又爲心學開生面。其强烈的現實取向,使其詮釋非虚無縹緲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與現實社會共呼吸的的生命哲學。     

梁任公的集词联

1924年中秋節,梁啟超的夫人李蕙仙因乳癌病故。夫人是李尚書端棻的堂妹,纍代清門,家學劭茂。光緒己丑(1889),李端棻典試廣東,梁啟超以十七歲中舉。李氏賞其才,遂以妹妻之。他們伉儷於1891年結婚,相守三十三年,恩愛有加。任公於《悼啟》中發抒他的哀情:“夫人厚於同情心,而意志堅强,富於常識,而遇事果斷,訓兒女以義方,不爲姑息。兒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讀,稍長選擇學校,稽督課業,皆夫人任之,啟超未嘗過問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齡内外依夫人就學,夫人所以調護教督之者無不至。……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條理整肅,使啟超不以家事撄心,得專其力於所當務,又不俟言也。嗚呼!天祐不終,奪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這樣一位能幹賢淑的内助的棄世,即可見任公的哀痛之深了。喪事之後,思成、思永赴美,他自己也病倒了。他在當年12月3日爲北京《晨報》紀念增刊所寫的《苦痛中的小玩意兒》一文裏,自述這年的苦痛情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