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回族学者刘智“五典”说探微

清初著名回族学者刘智从伊斯兰宗教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本着“隔教不隔理”的理念,积极顺应儒家传统文化的挑战,努力探寻伊儒两种异质文化的会通之路。通过多年的上下求索,刘智终于将儒家传统的“五伦”说改造成了能够与伊斯兰教信仰相得益彰的“五典”伦理思想。     

清初回族学者刘智"五典"说探微

清初著名回族学者刘智从伊斯兰宗教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本着“隔教不隔理”的理念,积极顺应儒家传统文化的挑战,努力探寻伊儒两种异质文化的会通之路。通过多年的上下求索,刘智终于将儒家传统的“五伦”说改造成了能够与伊斯兰教信仰相得益彰的“五典”伦理思想。     

略说五行之“五”——阐释五行说的另一个角度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对五行说的解释基本上围绕"行"的含义来进行,把五行当作对自然物质的概括,认为其性质不过是对自然的比附。然而,从"五"这个数字出发对五行说进行阐释,可以发现:为了兼有相生和相克关系,"行"的数目既不可能更多,也不可能更少,只可能是五。五行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内套五角星形的五边形来表示,而且,在五边或五角形图案中,代表五行的任意点与同自己不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形,表示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与自己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形,则表示相合化的关系。这两类三角关系叠加起来,使五行成为一种对宇宙的结构性认知模式。总之,五行之"五"是数学和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只有"五"这个数目,才能通过相生相克构成普遍联系并且相互转化和克制的网状结构。五行说的核心是其中所蕴含的功能转换模型。     

论“说”的教育

“说”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人与“说”本质性地相关联 ,教育亦与“说”本质性地相关联。古典时代的教育就是活生生的“说”的教育。现代教育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读、写、算的教育 ,“说”在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下降 ,这在我们的教育中更加突出。我们的教育应更多地创造“说”的机会 ,尊重“说”的权利 ,培植“说”的勇气 ,锻炼“说”的智慧 ,真正使学生成为“说”的主体     

从诗联看马启西对刘智宗教思想的吸收——兼论中国伊斯兰哲学中的儒家成分

通过对马启西16幅对联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启西对刘智思想的吸收深入地体现在马启西时伊斯兰教修养之路——教乘、道乘以及真乘的理解之中。马启西对于这三个修养阶段的解释,或者是通过引用儒家思想对刘智思想给予间接吸收,或者是以对联形式直接再现了刘智思想。此外。对于马启西与刘智思想关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伊斯兰哲学中浓厚的儒家思想的色彩。     

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从“转向说”和“走向说”的论争谈起

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曾经有"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说法。围绕这一说法,国内诠释学界就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问题以及"诠释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实践哲学"诸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论争。深入思考可以发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实现了整个西方诠释学的"实践哲学转向",这一转向以《真理与方法》的初稿写作(1955—1956)、公开讲演(1957)和正式出版(1960)为不同的时间节点,而其晚期思想不过是这一转向的进一步延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之所以成为实践哲学,不是因为它着力探究"伦理学"或"政治学"领域中的实践问题,而是因为它将"理解"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予以哲学思考。伽达默尔是要在诠释学中恢复实践哲学传统,而不是要把诠释学改造为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必须注重"实践哲学导向",尤其是亟待展开"对普遍东西的具体化"这一伟大主题的方法论思考。     

说说“可说”与“不可说”——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中的两个概念"可说"与"不可说"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想的关键;前者指有意义的命题,主要是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清楚地说的;后者则包括"伦理"、"美学"、"形而上学"等不表达关于世界的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说的。哲学本身也是不可说的。     

浅析“哲学危机说”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同志在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遇问题时,提出了哲学“陷入危机”的观点。有的文章甚至断言这种观点是哲学界的“共识”或“不争之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境遇是历史性发展,而不是“陷入危机”     

中国古代“文气论”探■

“气”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作为文章之“气”,可析之为三：作者之气、创制之气和文本之气。由此可推演出“文气论”的三个组成部分：着眼于作者的“养气说”、关乎创制的“行气说”和立足文本的“神气说”。因“文气论”在“作者——创制——文本”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它成为中国文章理论的核心     

论清代云南彝族学者高奣映的诗歌创作

高奣映诗歌题材广泛，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抒发忠君爱国的情怀；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行径进行批判；抒发热爱家乡本土的情怀，赞美云南壮丽的风光；抒发高尚的情操，赞颂有功于云南开发的有功之臣。其诗歌不刻意雕琢，而是“山鸟鸣春，谷虫应候”，随口而出。然而高葫映又是一位学者，其诗歌又充盈着思辨的色彩，有的诗句中往往杂夹着历史、文化、哲学等专业名词。而显得不够通俗。     

论明清回回理学的道德思想

回回理学的道德思想是明清之际我国一些回回伊斯兰学者(所谓"回儒")在外来伊斯兰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糅合相关宋明理学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道德思想体系。它具有明显的伊儒合璧之特征,显示了其对民族社会道德生活与人的道德养成的极大关注。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道德思想的天道人道、天理人欲、成己成物与君子小人诸说。     

集权与分权——略论《东方杂志》在清末民初政争中的折衷观点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一直是个纷争不休的话题。在清末,这一问题夹杂在有关“立宪”的争论之中,在民初,这一问题直接表现为有关联邦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本文择取商务印书馆1904年创刊的大型综合期刊《东方杂志》为研究个案,通过对镇刊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关言论的剖析,从中析离出他们既不同于极端的集权派,也不同于极端的分权派的相对独特的调和思想与折衷主张,以此深化我们对这一历史话题的思考。     

从义赈的兴起看晚清统治危机

研究晚清统治危机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但从社会救济方式转变的角度来研究晚清统治危机的著述却不多.从义赈兴起的整个过程可以窥见晚清政权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一览无余.     

光绪《安徽通志》清代按察使表史实订补

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及《清实录》等资料,就光绪《安徽通志》职官志清代按察使表有关姓名、籍贯或旗籍、科第出身和任、署年份等史实予以订补。     

惠栋《易汉学》的卦气学研究

由于惠栋极力推崇汉易,故其<易汉学>中有关汉易卦气学的考述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有明显的倾向性,且对汉人的有些说法也缺少应有的分析鉴别,这对后人认识有关汉易卦气学的一些问题还是有负面影响的.     

谈《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所出现的有关商人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前代的文言小说所罕见的。因此我们在欣赏花妖狐媚和科举士子形象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这些商人形象。蒲松龄以其中肯平实的创作态度为我们描绘了各色商人,向我们展示了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清代至民国初年徽州黟县商人初探

黟县相对于徽州其他五县而言经商风气形成较晚。清初初露端倪，道光同治以后人员激增、势力渐强，20世纪20年代“黟县人十分之九旅居外地经营商业”。黟县商人群体的兴盛是黟县推力和流寓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聊斋志异》所暴露的政治问题

《聊紊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它假托鬼狐故事,暴露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揭露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绅的丑恶嘴脸,抨击科举制度的罪恶,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黑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