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经典”的途径——“金庸小说热”在大陆：1976-1999

论文通过回返金庸小说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陆的历史现场,试图清理政治经济情势变化之下,不同场域的多重话语、权力脉络如何参与和建构了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尤其是学院体制在其中的复杂互动,透露出“五四”以来形成的审美原则和价值判断仍然是经典生成的重要成规。     

三十年代“丰收成灾”小说的革命话语建构

论文试图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丰收成灾”小说创作热潮背后革命话语的“现实”争夺,揭示其所重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与“反帝反封建”的当下革命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对以“丰收成灾”题材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进行历史打捞和重新阐释。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文学”如何想象“革命”？——论早期“革命文学”的情节模式

早期“革命文学”通常被视为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性质的文学。本文通过对早期“革命文学”三种情节模式的分析,探究“革命丈学”作家依靠哪些资源想象与表现革命,分析这些表现革命的方式在怎样的历史逻辑下被批评家指认为“想象的”并否定其价值,力图呈现出早期“革命文学”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内涵。     

“重返八十年代”的成绩与问题

“重返八十年代”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文章认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构建80年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消除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简单对立,进而建立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话语系统;二是通过将80年代“问题化”,打破已经被人们视为常识的自80年代以来一直支配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重返八十年代”的成绩主要是揭示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八十年代”意识,“再现”了那些被“遗失和扭曲”的文学现场。“重返八十年代”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打捞”历史的做法难以实现揭示80年代文学“政治性”的目的;2．被“打捞”上来的历史及其“政治性”有可能对另外的历史及其“文学性”产生新的压抑;3．“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依然带有“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     

重返中心的“战斗”——宋谋瑒的文学批评

宋谋瑒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山西文学批评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他那充满政治伦理激情的文学批评理念、立场和方式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建构过程,这从其身世、时代、“为人”、“为学”、“为文”等视域及视域间错杂的关系可以寻得解释.如此一来,其批评话语作为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或一类人文学批评颇具代表性的个案的优长与局限也一并得以呈现.     

鲁迅的“被描写”与“描写”——“国民性”话语中的鲁迅

“国民性”话语其实是一种“描写”或“叙述”,从“国民性”话语诞生的源头上来考量,鲁迅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描写”的客体。鲁迅的独异之处在于,他在对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的拒斥和接受中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内在功利性。鲁迅同时也充当“描写”的主体,毫无讳饰地“描写”着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孜孜以求“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的“立人”目标。因此,鲁迅的“描写”和后殖民性质的“被描写”可以划上一道截然的分水岭。     

“左联”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报告文学而言具有特殊。创世,’意义．经由。在联”努力,此期完成了讨告文学”的概念引进及边界框定、主题阐释和三大具有“原型”特征的递进式文本创作路径．鲁迅的介入,尤使3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拥有了某种“神话”色彩和经典意味．从总体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看,3O年代对告”思维更多地表达了报告文学的原始生命情态和更趋本真的价值追求,因而创造性地开启了我国报告文学的话语方式和表现范围,推动了此后报告文学的发展。     

试论“百花文学”情爱话语的双重修辞

在短暂的“百花”时期,由于创作环境的相对宽松,一批爱情题材小说得以出现。这些作品既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要为主流话语完成规训与惩罚的任务,又反映出作家们在有限的空间中无限的探索,并因此赋予作品生动的人性光彩和艺术价值。因此,“百花文学”的情爱话语,一方面有着与时代特征相谐的颂歌基调,另一方面又尽力在小说中取得中心地位,呈现出双重修辞的特征。     

“文革”后小说：意识形态与话语转换

在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革”后小说经历了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到作为民间意识形态的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演变，在理性层面上，反映为从历史批判到现实关注与历史虚元的并行。这一演变既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深刻的结构性裂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乃至全部学艺术的未来发展。     

论“海派”话语及其对于上海的理解

提起“上海”,就联想到“海派”一说。本文主要通过对３０年代“京海论争”前后的有关史料的梳理、释读,重点分析了那些字里行间流泄出的文化心理内涵,指出“海派”名词牵连着一整套话语,“海派”话语意味着“五四现代观”有关“上海”的描述与想象。重新理解、想象“上海”,应从反省“海派”及其话语开始。     

“大时代”的个人话语——论解放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解放后的赵树理依然坚守“问题小说”的创作理念,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不合时宜的问题意识自然被“大时代”冷落与抛弃,并使赵树理成为“大时代”的旁观者,也使其创作心态失衡,不时流露出偏激、消极甚至虚无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赵树理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衡量政治的正确性与否,千方百计地维护农民利益;此外,解放后的赵树理在叙述策略、叙述视角以及叙述话语等诸多方面始终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里,其小说在话语形态、人物形象、美学观念等方面自成一格与“大时代”相去甚远。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让“死”去的历史“活”过来

任何历史的存在都恰似曾经的生命,一旦“死”去,将不会再来。历史的不可逆转和目渐遥远,使后人无法直接接触历史和感知历史,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历史学习者对历史存在的模糊以及对抽象历史的难以理解。于是,让“死”去的历史“活”过来。成了历史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们孜孜以求的一大教学目标。“死”去的历史如何鲜活地呈现？在此,笔者试作探讨。     

哥特式叙事方式对“强奸”隐喻化表达的实现——论托尼·莫里森的《宠儿》

莫里森通过《宠儿》这部复调式的小说,向我们揭示了在奴隶制语境中,奴隶们被强奸的历史和记忆带给他们“无法言说的”精神创伤。作者借用哥特式的叙事技巧,使“强奸”的隐喻意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种族至上的强势话语无疑是“强奸”隐喻的指称。     

"小历史"对"大历史"的改写 --对新历史小说的一种解读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历史小说”通过两种类型的小说，即书写被正史排斥的人物、事件和重写正史已写的人物、事件，用复数小写的“小历史”改写了单一大写的“大历史”，从而质疑颠覆了传统的历史文学观念。     

交融与一体：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与“中国”——《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引出的话题

“边疆”与“中国”是内涵丰富的两个词语,而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是认识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关键。《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有关“云南”和“中国”的学术预设存在问题,相关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是其代表,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从中华大地独有的疆域观、族群观和政权观去审视才能清晰看出作为历代王朝存在区域的“中国”和其外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如何通过“交融”而最终走向“一体”的轨迹。     

从“中体西用”到“华魂洋才”——以自然主义的中国接受为例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传播和接受这一话语事件显现出20世纪20年代中外文化文学交流新型模式“华魂洋才”的萌生。这种模式与“中体西用”迥然不同,为鲁迅的“拿来主义”及毛泽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对今天的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仍富于启示意义。     

“元小说”研究在中国

“元小说”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无名”时期的翻译介绍、“有名”时期的消化吸收、“中国化”中的批评研究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 ,“元小说”研究在中国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而这个过程同西方先有“元小说”创作 ,后对之进行命名这一历史发展特点相类似     

从“新小说”到新“新小说”——兼评加伊的《逃亡者》

“新小说”的出现是现实主义小说失去相对优势的一个标志,其探索和实验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新小说”的彻底“反小说”倾向导致了它在60年代末的衰退。近10年来一批年轻的法国作家推出了一批新“新小说”,展示了小说的一种新面目,引起了各国评论界的热切关注和读者的普遍欢迎,预示着小说艺术在新世纪的变革方向。克里斯蒂安·加伊的《逃亡者》集中了新“新小说”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