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话”到“对话教学”

“对话”,再普通不过,是人们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方式。通过“对话”,人们能相互沟通、认识、了解。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朋友之间、敌我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在此不赘述。     

从“精讲”到“对话”

从消灭“满堂灌”开始,“精讲多练”就成了教师们致力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精讲,曾对提高课堂的质量、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起到过重要作用。实施《语文课程标准》,大大地提高了师生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的教学要求,使课堂从“教”堂变成“学”堂。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试析建国后中共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演变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是一个国家及政党进行科学决策的首要依据。建国初,中共领导层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但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及国内“左”的思想的发展,中共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把握了时代主题,从而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从“独白”到“对话”——高中思想政治课对话教学实施策略

对话教学可以追溯到中国孔子的《论语》和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催产术”。但漫长的传统社会是专制等级社会,是非对话的时代,因此对话教学虽早已生根发芽,但没能开花结果。如今一个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对话教学是对话的时代精神在教育领域中的回应,对话时代为对话教学提供了深厚、肥沃的社会土壤,必将使2000多年前的对话教学之芽茁壮成长,长成参天大树,为教育的天空再添新魅力。高中思想政治课应当实施对话教学,依据如下：     

从“讲解”到“对话”，从“储蓄”到“解放”——弗莱雷解放教育观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是世界著名的巴西教育家,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他长期从事教育实践研究,1970年出版专著《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书中,弗莱雷提出在教学中要打破“讲解式教学”,实施“对话式教学”,要从“银行储蓄”的教育转变为“解放”的教育,从而建立起以培养学生批判意识为目的的解放教育理论。弗莱雷的这些思想尽管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但对当今的幼儿教育改革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权力主体角度看“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权力主体当然是"教授","教授"是大学权力主体的表征。"教授治校"制度是对大学学术机构本质的认同,"教授治校"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权力主体的归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大学普遍实施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真正赋予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和地位。     

“裸”教授与“长”教授

高等学校现实存在的教授行政化和行政学术化现象,揭示了学校看人准但用人有误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和制度基础,这种现象虽然体现了过去的繁荣,但却有碍创新型国家建设,必须重新界定学术规矩,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建设教授共同体,在行政与学术之间做出明确区分.     

从《文学与革命》到“革命文学”

鲁迅早期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认识主要来自于托洛茨基。本文比较苏联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者的观念,进而确认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源与托洛茨基的一致性。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从大学的学术机构属性及管理制度需求出发,"教授治校"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西方大学史上"教授治校"理念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本土案例,均表明这一大学理念与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源于该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积极尝试"教授治校"的制度方案,对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病的革除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而言应当大有裨益。     

陆费逵与“教科书革命”

“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在一个世纪前的这片国土上，随着武昌起义的枪炮声，数千年帝制訇然坠地，陌生的“共和”政权似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民国政府得以建立。胜利的来势似乎有点过猛，让人准备不足。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以往奋斗目标明确、为“革命”鏖战拼搏的一些仁人志士们一时也莫衷一是。     

从“提出问题”到“提供话题”——浅谈“师生平等对话”

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优质课竞赛的语文学科评课活动,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参赛教师都用频繁的问答来体现师生平等对话。实际上,这是典型的"谈话",而非"对话"。"谈话"与"对话"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背后所蕴含的     

对话式教育理论与实践——从弗莱雷到桑德尔

保罗·弗莱雷是活动于20世纪中后期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著名教育家,迈克尔·桑德尔则是当今深受学生欢迎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们的生活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学术旨趣大相径庭,但却秉承着极其相近的教育理念,热烈地投身于教育实践。弗莱雷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解放"教育理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话式"教育模式,而桑德尔则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纯熟地运用"对话式"教学法将其开设的"公正"课打造成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堂。     

从“独白”到“对话”——浅谈新课程的教育观

我国传统“独白式教育”的基本特征是讲授,这种讲授方式使得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不利于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课堂教学较为沉闷,没有活力。著名的巴西教育家弗莱雷提出的“对话式教育”受到世界范围的重视,取得了较高的评价。那么在我们的课堂中,是否认识到“对话式教育”的意义？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又有多大程度采取“对话式教育”？“对话式教育”与以往“独白式教育”相比有何优势？实行“对话式教育”要注意些什么？本文将着重对以上几点进行探讨。     

对话从“心”开始

《语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本之间的对话过程。”这里的“对话”，不仅仅是语言交际，而是师生双方各自向对方敞开精神和彼此接纳，是师生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流、真诚的沟通，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在合作的氛围中生成或构建自己的认识和知识。[第一段]     

“愚弱”国民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二)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遭遇辛亥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关注,与晚清以降倡言革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民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更始于民国成立后对共和危机渊源以及解决方式的思考。突显"愚弱"国民在革命中的精神状态与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精神之"诚"关系,对后者的价值取向的执着,是鲁迅刻画遭遇革命的"愚弱"国民的前提,也是鲁迅"觉悟""新青年"的革命精神之"诚"的"呐喊"。     

“假洋鬼子”与革命精神之“诚”——鲁迅《阿Q正传》对共和危机的反思(四)

晚清以降的革命中,留学生群体与其在建立民国和共和政体中的责任的关系,得到梁启超、章太炎、杜亚泉等著名思想家的关注。假洋鬼子是《阿Q正传》中留学生的一个代表。鲁迅对这一人物在"革命"中的言行的刻画,保留了其对民国成立后的共和政党政治的批判,不能不说创造"新青年"的新政治的革命精神之"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隐含其中。     

“子曰”、“侍坐”与“对话”——高等教育课堂教学刍议

在我国现行教育环境下,教育培养学生的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圈养模式。在这个外在的大模式下,教学在理论上被分割为课堂教学和课余教学。子曰是课堂教学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教学形式,而侍坐与对话则介于课堂与课余教学之间,三者均承继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需要在汲取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综合采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圈养教育模式的缺陷,使其既合乎我国教育现状的发展,又能实现现代教育环境下各类教学方式有效结合,创造教学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中西“对话”思想之对话

阐述了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的“对话”思想,认为无论是以问“道”为旨归、以“和”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式对话,还是以“理念”为归依、强调差异和平等的苏格拉底式对话,都显示出了一种“思在合一”的智性的求索精神。这种“对话”建立在人类共通性的理论预设及超越二元对立论的开放式思维基础之上,体现出了提倡平等、和谐共处的人学精神及尊重差别、包容互通的研究意识。     

中西诗学的“生产性”对话——读钟华教授《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

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沟通与理解已成为世界各民族之间最为现实也最为急迫的“交往理性”，让各民族文化和思想大师在纵深处切实对话、彼此照亮，便成为了新世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钟华教授的专著《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从逍遥游到林中路》），便是文化交往时代适时而发、应运而生的比较诗学研究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