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q-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某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的批判平议

二十年代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终止，持续数年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这种转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化的重要环节，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长期以来，“革命文学”的性质及其与五四文学的关系问题并未被正确认识，这也影响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段历史重新考察、重新评价。按照流行的观点，“革命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延续和深入发展，二者根本上是“致的。至于“文学革命”对五四文学思想及五四文学代表人物（鲁迅、茅盾等）的批判，也只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缺点、局限的反思…     

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组织化”趋势及其消解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这种文学“组织化”趋势日益强大和严密,直至在“文革”中走到了历史的反面。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文学“组织化”本质上属于制度化权力的表现,其中隐含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政治经济学,它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对创作主体的生存方式、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组织化规约,并最终确立了新中国行政指令性的计划型文学生产体制。但在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趋势中始终伴随着消解它的历史潜流。     

试论《幻灭》中恋爱与革命的描写——兼及“革命浪漫谛克”的文学现象

提起“恋爱与革命”,很容易使人想起大革命后曾流行的“革命浪漫谛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被人们用“革命 恋爱”的公式予以概括。包括《幻灭》在内的《蚀》三部曲,虽然比这批革命文学作品出现要早些,而且也曾遭到过革命文学阵营的讨伐。但在表现主题的艺术切入角度上,在人物的生活经历选择上,却又与这类革命文学作品呈现着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茅盾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更长久些。在以前对它们分别研究中,确实不把其归入一类,因此也就难免存在局限。本文拟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以便从文学史的发展上来研究这一文学现象。限于篇幅,仅选茅盾的《蚀》的第一部《幻灭》,从这里入手进行一些分析和比较。     

“革命”与“阶级性身体”——论“大手”所表现的“涵义”

在现代文学作品里，尤其是在“革命文学”作品里出现的“非言语交际”所表现的“涵义”（connotation），无疑是反映着“阶级性”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本文拟在“革命”的语境里以“大手”这个非言语交际表现的“涵义”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讨论它是应该由“什么阶级”所特有的身体特征以及和身体的哪个部位有密切关系。     

“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剖析

“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从社会阶级斗争学说移植到文学领域中来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确认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其文学批评的标准也完全倾斜在阶级性、政治性方面。因此，“革命文学”论争者们在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上，表现出对创作主体的最大重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也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出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革命文学家与鲁迅的分歧

为了文学上的意识形态革命,革命文学家们对国内文坛诸多大家展开了批评,他们选择鲁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革命文学家与鲁迅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文学家的身份问题。由于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身份,认为只要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就能成为革命文学家;鲁迅则强调革命文学家自身的革命经验对于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二是革命文学与时代和革命的关系问题。革命文学家突出强调文学对政治的想象和表达,相信文学是阶级解放的武器;鲁迅则坚持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反对文学被工具化,而且他认为时代是黑暗的,民众也是麻木的,文学暂时无从去表现革命的时代精神,文学也无法承担阶级解放的重任。此番论争为革命文学争取到了初步的生存权,而且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审美空间。     

“启蒙”与“革命”之我见——以文学为例论两者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启蒙与革命相交错的历史规范和审美意蕴。一方面,由于启蒙运动自身的局限与危机,附着于启蒙思潮之上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潜伏着“革命”的因子;另一方面虽然追求阶级性是“革命文学”的鲜明特色,但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依然承继了五四“启蒙”传统,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大革命文学史观”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论杨洪承先生《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

杨洪承教授的新著《革命与文学的双重变奏》的首要之功在于建构了“大革命文学史观”。这种“大革命文学史观”提取于近现代三大政治革命,但又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覆盖性。它是建构在“五四”新文学的民主、科学意识形态之上的平民主义、现实主义等价值观的文学史学术话语。杨洪承教授运用“大革命文学史观”,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的结构形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作家谱系的革命性,进行了细节性的考证和历史本质的归纳,揭示了普遍存在于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互动逻辑,从革命文学社群和谱系的角度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创造社“元老”们倡导的“革命文学”

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是与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观并列的重要文学观念,可以也应该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始终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二是始终强调“叛逆与反抗”的精神,三是或隐或显地张扬自己的个性意识.     

想象的力量：革命文学生成和精神价值论

上世纪末以来,文学研究出现政治关怀倾向的轮回。从想象的维度重新解读30年代作为重要批判话语的革命文学,革命源自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文学亦源自晚近知识分子在生死之间对现代中国的悲壮想象,作为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具有了引领人在逆境下重新开始、创造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价值。     

鲁迅的革命与政治之“眼”

作为知识人的鲁迅如何理解、阐释并促进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关于鲁迅与革命文学的研究,或者纠缠于“革命文学能否成立”和“什么人具备资格”(革命人能否成立)的问题,或者引用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与其言论表达相似的观点作为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活、文学、政治、革命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而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鲁迅如何形成革命文学观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鲁迅所弃译的厨川白村和鹤见祐辅的几篇关于政治、文学与民众关系的文章则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五四运动：“反帝”的由来及确立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一直以来被赋予多种阐释，其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作为二种主流意识存在并不断被强化着。事实上，五四运动“反帝”的概念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为人们接受的，其间历经瞿秋白、毛泽东等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不断阐释并最终在毛泽东那里得以确立且广为传播和使用，直至今天。     

从“革命文学”的提倡问题谈到“五四”文学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兼评几种现代文学史对有关问题的论述

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策划组织和直接领导的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文学团体。它的成立,一方面显示了在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队伍的成长和壮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勦”政策的可耻的失败。它的成立的原因:在社会政治方面,是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这就决定了在文学上也要水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时,毛泽东同志等所创立和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也给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在文学本身方面,自“五四”以来党对“革命文学”的提倡特别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开展,也为左联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伦的基础。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革命文学”的提倡问题就不能不被列为重要问题之一。但是,就像这样重大的问题,     

“革命”一词的历史演进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无疑是最受追捧的一个词。革命不仅是进步的标志,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一切都须“彻底革命”,直至要求人们把革命变成一种生活样态和核心价值,舍革命外无其他渴求。“革命”一词被严重泛化、滥用,     

论路遥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叙事——也谈“路遥现象”

路遥小说以一种接近甚至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对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史诗”进行了全景性的拓展,与时俱进地赋予过往那种“社会主义新人”以新的质素,并把原有的“政治激情”转换成日常化的哲理抒发。这种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作姿态和叙事方式,背离了后革命时代精英文坛在各种“新潮”观念裹挟下关于纯文学的想象和设计,却满足了普通大众对历史统一性的渴望,弥补了因政治祛魅和市场侵蚀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真空,从而造成了路遥小说不被精英文坛重视却在普通读者中持续畅销的“路遥现象”。     

现代性视野下中国农民的“五四”影像

中国“五四”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基本步调一致,主要目的是为中国寻出路,主要表现出“启蒙的”“审美的”和“革命的”三副现代性面孔。“五四”现代性主要起源于西方,但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被本土化、当下化了。因此,无论提出何种文学主张,最终都会呈现出“救亡”姿态,只是探寻的路径和策略有所差异。文章以“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作为观察点,以期看到启蒙的乡土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反命题;审美的乡土小说对前现代乡村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和中国农民原始生命力的推崇;革命的乡土小说以审美的形式去表现被启蒙后的农民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研究之一

“工农兵诗歌”创作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想象方式经历了“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两个阶段,这两种想象方式使“工农兵”形象趋于“符号化”并最终走向“完型化”。透过诗人想象方式的前后变化以及符号化“工农兵”形象的价值化过程,人们能有效探察“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显现方式,以及特定文学现象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论茅盾与“革命文学”论争

一九二八、二九年间,我国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创造社、太阳社之间虽然也存在一些矛盾,但对“革命文学”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鲁迅和茅盾的参加论争,并不是联合行动,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所争论的问题     

1920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类型及逻辑形态

1920年代革命小说形成反抗叙事、成长叙事、焦虑叙事与英雄传奇叙事等四种类型.这四种叙事结构分别属于价值、真假、认识与义务的逻辑形态,呈现出1920年代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想象方式,实践着为革命宣传、推动革命情绪高涨的革命文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