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沉思：文明历史与教育未来

中国废除科举制已经100年，反思科举的问题和价值很有必要。这一曾起过革命性作用的人才选拔和考试评价制度却在20世纪初被终止了，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站在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长河上，站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大背景中，人们需要对科举的作用和价值再做负责任的历史沉思。     

科举与自考：历史与实现的观照

观照科举与自考这两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关系的考试制度，可以使我们鉴古知今。古代科举是其创立之前数千年各朝探索人才选拔机制的结果，这一结果对当代自考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科举在千余年的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则为自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借鉴。     

科举制度与当前考试制度改革的思考

考试选择人才是源于古代的“科举”。延续到今日考试作为一种制度，以其独立的体系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的考试，大致可分为社会考试和学校考试两大系统。社会考试的职能，一是选择人才，二是评价学校教育质量，党校我考试的职能，一是评价学生的学业成就，二是评价教学质量，无论是“科举”还是目前的“考试制度”，都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要政治工作，从什么阶级，在什么阶层中选择人才，怎样选择人才，由于各时代情况不一，每个朝代各个阶段的情况不同，所采取的制度措施就自然不同，但核心都是以保守落后的因素为对立面。     

论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所需的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逐渐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规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积习。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对思想严加禁锢的弊端日益凸显，到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袭，国将不国，这种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已无法应付民族危机、适应时代对人才的急需，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浅谈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

正一、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科举取士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并伴随封建社会的终结而终结。根据资料显示。"科举"这一名称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中产生演变而来的。开皇十八年七月,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笼络人心,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     

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科举学与书院学

科举制度是唐宋以后的主要官选拔制度，而书院则是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1000余年来，科举与书院密切关联，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大舞台上分别扮演了取士与养士的角色，成为关涉士人前途与命运最重要的制度。     

清末科举革废对书院改革的影响探析

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始,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职能的书院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于是仿照西方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书院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书院改革的进程及其实际效果都受制于科举制度的改革。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不但加快了书院改革的进程,而且推动了始于1901年的书院改革的最终完成,从而使作为制度层面存在的书院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试论北宋神宗时期的教育改革

北宋作为唐宋变革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神宗时期，在仁宗明道景秸兴学和庆历兴学的基础上，改革科举内容和学校制度，在太学推行三舍法，颁布《三经新义》作为官学的统一教材，并进行了教育与科举一体化的制度尝试，对中国后世教育的发展和转变具有重要影响。然因改革措施的不当及与教育规律的背离，改革中也出现了“苏嘉案”、“虞蕃案”等广为后人诟病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当时教育改革的效果，也对其后士林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科举制度兴衰及其对高考改革的启示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却一直对中国的教育产生着影响。分析科举的价值并总结其教训，给人们的启示是，高考的活力在于改革；高考作为一种教育机会的竞争制度，必须与时俱进，让改革、创新成为其惯例和特征；对高考改革进行远景式设计，让它成为教育改革的指挥棒；在高考科目上进行组合，让学生有一定的选择权；以多种途径提供教育机会，拓宽人才选拔的渠道；尽快为考试立法，保证考试的公平性。     

元明清时期科举废置问题比较研究

科举制度为封建社会人才选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元明清三代科举发展中都出现过废置现象。文章具体分析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科举废置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分析比较了三次废置的差异,认为元明清时期科举的废置与终结实质上体现了作为人才选拔重要方式的科举制度与实用人才培养之间很难调和的矛盾。     

“经世致用”：王安石人才教育伦理的价值宗旨

王安石认为,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培养、选拔、任用"经世致用"之才,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对此,他从教之以德、养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从制科看清代的科举改革

在清代,科举考试除常科外,还采用其他方式选拔人才,称为制科。制科是对常科的完善、补充和调整,也是在常科的基础上进行的科举改革。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以及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就是两次重要的刺科。透过这两次制科可以看到,清代执政者力图从考试内容、录取标准、考试思想等各方面对科举制度进行调整。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明代殿试管理制度及其作用

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化、经常化，成为国家选拔人才和官吏的基本途径。殿试是最终决定进士录取的考试。明代采取诸多举措，完善殿试各项制度，加强国家对考试的宏观管理，为进士选拔有序地进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对于提高官吏队伍的文化素质，造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促进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范文程与清初科举的明代模式移植之路简

清代定鼎之初,即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科举模式的道路。范文程是这项制度因袭运动的具体操作者。入关前,由皇太极授意,范文程在满洲政权内兴学校、开科举,已为恢复明代科举制度做好充分准备。入关后,范文程“士心得,则民心得”的观点深得清帝的认同;在实施科举的过程中,他亲任三届会试主考官,并参照明例,就完善科举制度细节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范文程之所以会成为清初科举“一沿明旧”的有力推手,虽与其本人的家世和汉文化功底不无关系,而清初皇帝笼络汉族士人、缓和民族矛盾的行政需要则是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学习型社会形成中的社会考试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理念和人才观念的创新,用人制度的改革,依靠现有的学历教育形式,不可能完全满足建设学习社会的需求。因此,社会考试开始成为人们更新知识、自我发展的重要方式,成为学习社会形成中的生力军。     

朱熹科举改革思想述评

朱熹是我国古代儒学的集大成者,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在肯定当时科举取士功用的同时,还对科举时弊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时人对于参加科考获得功名过于热衷,加之科举考试取士重诗赋轻德艺,导致人们道德素质下降,德业衰败。针对此现象,他提出要确立经学在科举考试当中的核心地位,弘扬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并在其书院办学实践中进行改革,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产生很大了影响。其思想迄今仍具有一定启迪作用。     

西部教育如何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关键在教育.因此,西部教育应改革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以培育创新能力为中心,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育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     

西北地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人力资源是所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人才资源的匮乏,人才成为影响其发展速度的至高因素,通过对西北地区人才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第一,正确选择制度创新的切入点,为人才的吸储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第二,对现有的国家控股的重工业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吸引人才投资加盟;第三,建立和完善薪酬激励制度,例如年薪制、股权、股票期权等分配制度;第四,改革传统的户籍、档案制度,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第五,改变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