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研究——以地方志为考察对象

明清时期政府的积极引导、孝道教育的普及和地方文化的熏染共同造就了洛阳地区孝子养亲、顺亲、孝亲等孝行。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虽呈现出格套化、极端化和神秘化等特点，但孝文化对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家庭的稳定、淳朴民风的形成以及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     

析清代休宁地区孝行中的刲股之举

刲股疗亲作为一种孝行,在清代的休宁地区有刲股者队伍庞大,成分复杂;刲股施药对象扩大;刲股方式渐趋理性,刲股行为隐蔽及疗效不确定等特点,而促成此态势的原因亦相当复杂。     

明清皖北妇女割股疗亲原因探论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割股疗亲的孝行方式将孝推向了极致。这种孝行方式是儒家文化极端化的一个表现,具体到明清时期文化欠发达、长期经受战乱痛苦且鬼神思想根深蒂固的皖北地区来讲,妇女热衷于割股疗亲这种极端的孝行方式,首先是因为生活困窘,割股救急,其次是巫鬼风俗,庸医推波,再次男丁缺失,孤苦无依。     

方志所见山东明清商人传记的编纂与书写

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商人人物传记是研究明清时期商人以及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资料。山东地方志中商人传记的编纂和书写,在反映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商人形象、特点与商业经营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考察商人传记的思想内涵,其中也蕴含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主张和侧重道德榜样的树立与社会教化意义的内容。     

明清女孝戏曲初探

明清时代女孝戏曲在数量上,以既嫁而有孝行的孝妇为主题的孝妇戏多于以未嫁而有孝行的孝女为主题的孝女戏,有专事宣传女孝女德和主题本不在孝而涉及妇女孝行的两类;在题材上,虽然可以大致归纳为寻亲、养亲和血亲复仇三大类,但从现存戏曲上看则全部集中于养亲上;在情节处理上,妇女行孝常与守贞相联系,守贞之目的仍是为了尽孝,即履行奉养之责。这些特点既和当时妇女的真实生存状态有关,又显示了戏曲在孝道宣传方面的重要内容,与政府更加积极的提倡有关。     

明清石刻诗歌论略

明清石刻诗歌主要内容有:反映战争与人民生活之情状,反映全国各地诗人之行迹和思想,鲜明的适应朝廷要求之思想教化内容,歌功颂德之内容,各地不同风光的多元展示,充当公文角色之内容。明清石刻诗歌与纸质版诗歌形式之不同主要表现在:石刻诗歌多用序与跋,石刻诗歌一般不用或少用诗题,石刻诗歌的刊刻较为灵活。明清石刻诗歌主要作用表现在:补足中国古代文学诗篇,补足中国文学史,补足明清时期记载人们生存状况的史料,有助于文学校勘,以诗进行教化宣传。     

跨越县界的景观：明清民国时期晋西南地区同名八景的时空错位

八景的书写是方志书写的一部分。晋西南地区明清民国时期方志中“五姓渔舟”“姑射晴岚”“玉璧秋风”“涑水横桥”4处八景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分别先后出现在不止一县之内,形成“同名八景”的现象。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变迁是出现时间错位的原因,自然环境的相似性与八景的命名结构是其空间错位的原因。这些层累而成的同名八景折射出这一时期方志编纂群体在八景书写中的取舍与地方认同。     

原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在明清时期所处方位辨误——附论怎样释读和判断方志中所载之"飞地"

新编《贵州通史》中所记之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的位置和万历《思南府志》关于思南南面毗邻之石阡苗民长官司一条记载,均属有误。笔者根据实地调查材料,进行考证,认为《贵州通史》所记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本文针对释读和判断明清时期方志中存在之"飞地"问题,提出必须把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恢复历史的真实。     

清代桐城进士数量考

关于清代桐城进士的确切人数,历来文献记载不一。综合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道光《续修桐城县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桐城耆旧传》、桐城部分家谱等资料,清代桐城地区文进士人数共有152名,比安庆府其他五县进士总和还多,科举成绩斐然。     

明清晋北“八景”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初探

明清时期,晋北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编撰"八景"成风,几乎每个地方的方志里都载有当地的"八景"以显其"地灵",以至于州有"八景",县有"八景",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八景文化"。这些州县"八景"及其相关记载从侧面反映了明清晋北生态环境状况,对明清晋北生态环境研究有重要意义。     

阳明心学视域中的“孝”——以《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

“孝”是阳明心学乃至全部儒学的重要内容,经梳理,阳明之“孝”包含三个向度.“心即理”方面,“孝”是即心即理之心在事亲方面的动态生成,且具有“自然”的特质;“良知”方面,“孝”是人对其动态生成之良知的德性化领会,并在“致良知”中得以初步展开,为成圣提供了途径;在知行方面,以摄知入行的“知行合一”深化了“致良知”视域下的“孝”,从而在日常践履中落实对孝行所呈现之良知的自觉.     

说"孝道"

中国与西方关于国家的概念不同,中国以家为国之本,因此孝文化成为经国之大业,可见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世界贡献的最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孝"字从"耂"从"子",先有"耂"而后有"子",所以"孝"之本义,乃是爷爷对孙子的教化.孙子不听教化,则爷爷可以用"卜"去敲"攴",这便是"教"."教"的目的是要弘扬孝道,"孝"的目的是要传延种族.正是这种强大的教化作用,使中华民族作为泱泱大国,绵亘不息.     

论明清楚雄旧方志中的“楚雄八景”诗

“楚雄八景”是对楚雄八种景物的描述,在明清旧方志中,记载着不少有关楚雄州府“八景”的诗。大部分诗虽是对当时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的描写,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时代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是价值观。另外,这些诗还有诸多的“意象”,让人感受到楚雄鲜活的历史面貌,诗中亦蕴含着人文主题。读了这些诗后,对楚雄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受,并加深了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眼中的“楚雄印象”。     

明清时期粤西地区的社会教化

明清两代,粤西地区已形成以府县所在地为中心,辐射广大乡镇的教化网络。通过这套教化系统,教化渠道直达广大农村基层并深入社会各类人群。明清时期的社会教化对粤西地区的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它有效地推进了中州儒家文化在粤西地区的传播,改进了地方土著文化,促进了地方社会的文化转型。     

从石刻看明清时期云南的诸葛亮崇拜

石刻作为一种具有文物性质的文献,记载着各地的历史与文化,比如云南境内就留存着一些与“武侯祠”有关的石刻,从中可见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诸葛亮崇拜。这些石刻集中在滇中与滇西两地,滇中地区（包括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圣人教化之功”的崇拜,滇西地区（主要集中于保山和大理）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神明庇庥之功”的崇拜。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石刻中体现的诸葛亮崇拜都是云南各民族对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认同。这种历史文化现象不仅推进了云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还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融与发展,更为云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余韵。     

童子举之历史文化溯源

唐代科举常科"童子举",专为挑选通晓经典,笃志孝行、书法突出的神童而置.清代徐松<登科记考>收录的第一个应童子举者乃"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而关于童子举的发展源流,史书几无记载,学界亦少涉足,文章将依据现有史料做一探究.     

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     

中国古代愚孝探赜

古代所谓的愚孝,通常是指郭巨埋儿、王祥卧冰、到股疗亲等孝行,埋儿、卧冰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愚孝之中较多的是割股疗亲。与刮股类似的孝行还有割臂、割肝、割乳等。历史上对愚孝的态度有较大的分歧,自元朝开始,朝廷不再表彰埋儿、卧冰、到股等孝行,朝廷虽然禁止,但剖股疗亲在民间颇为盛行,地方官常常持赞同态度。     

明清时期兴宁学宫研究

学宫是唐代以后官办的教育机构,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兴宁学宫至少建立于宋代,历经明清时期官民的不断修葺,一直保存至今。兴宁学宫起初主要由官府主办,清代以后民间力量逐渐介入,显示王朝教化在基层社会得到贯彻。学宫建设以及学额的增加,使重教得以普及,其中学田多由社会力量捐助,形成客家"耕读传家"的社会风气。     

试论书院志"主教育"体例的确立及其价值意义——以梁廷(枂)《粤秀书院志》为例

书院志只有确立了"主教育"的体例,才能从一般方志中真正独立出来,从而成为教育史尤其是书院史的资料宝库.梁廷枂<粤秀书院志>以书院人述书院事,首次确立了在书院志"主教育"的体例特点.反映了清代广东书院的生存、发展与运行情况,也折射了清代初期至中叶的书院教育的变迁,在书院志史上有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