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与袁枢

翻开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继西汉司马迁之后,史学家接踵而出。东汉的班彪、班固、班昭、荀悦、蔡邕;魏晋南北朝的陈寿、裴松之、范晔、沈约、萧子显、魏收;隋唐的姚思廉、令孤德棻、李延寿、刘知几、杜佑和北宋的司马光、刘恕、刘攽等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对祖国史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到了南宋时期,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在当时众多的史学家中,出生于福建省的两位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以其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闻名于世,为祖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生平和劳绩是值得重视的。郑樵字渔仲,号夹漈,自称溪西遗民。宋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霞溪乡(今福建莆田县白沙公社广山大队)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一一○四年),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享年五十九岁。     

司马迁与曹雪芹悔罪意识比较

司马迁的《史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其作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悔罪意识，这种意识积淀了一种创造心理，并上升成为一种文化复仇行动，这是司马迁、曹雪芹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     

司马迁“通变”思想和郑樵“会通”思想新探

同于通变，司马迁唱之于前，郑樵和之于后。司马迁发千古之迹，究心识变，是得大机；郑樵追千载余韵，孤心苦诣。是得大用。二者是圃和方的意象的组合。司马迁的通变是当下采取的一种不即不离不一亦不异之超现实主义；郑樵的会通是传统理学否定向度上的一种新安排。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新诠释。二者的通变思想都含有一些异端。实质上是一种主体自我分裂的审美性行为。     

孔子之真与司马迁之真的比较

以往的一些学者只是从书法的不同去理解孔子的真和司马迁的真,而没有从他们政治理想的角度去理解,这是不得要领的。通过对孔子、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著作中透露出来的政治理想的分析,可对他们的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二者都坚持了儒家的真精神,即拨乱反正的救世精神。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

一、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汉代的良史,司马迁在西汉,以《史记》开史学之先,有中国"史学之父"之称;班固在东汉,他本《史记》之体例,以《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所以后世以"史班"或"班马"并称.他们二人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研究二人的经济思想,对于弄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郑樵与《诗经》

郑樵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诗经》研究者,他的《诗辨妄》就是一部研究《诗经》的杰作。他敢于打破《诗序》,把《诗经》从汉儒注疏中解放出来,对后世《诗经》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司马迁、班固义利思想比较

由于西汉武帝年间经济政策的转变、儒学思想的强化，两汉人对待义、利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司马迁、班固承此影响。在《史记》、《汉书》中虽然都为货殖立传，但目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义利思想亦存在有差异。司马迁重货殖，倡导义利并重，班固主张以礼法约束货殖，强调重义轻利。     

屈原司马迁人生观文学观比较

第一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人生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人生观同源于儒家,但表现了不同的取舍,都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具有积极意义人生境界的极致,抑此而扬彼是不恰当的。第二部份探讨屈原司马迁文学观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观虽皆标“发愤”,但却具有不同内涵:屈原强调先知超前意识与世俗平庸的冲突,司马迁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屈原将文学看做超功利的、抒发个人情感的需要,司马迁则认为文学是功利目的的载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司马迁将屈原“发愤”说对黑暗现实“怨”的内核发展为对封建专制的激烈反抗和尖锐对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郑樵学术思想探析

郑樵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郑樵以其科学思想与创新精神、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实学思想、融会百家、贯通古今的会通思想、反对褒贬任情的直书思想等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异彩。     

郑樵的卒年

郑樵的卒年,向有绍兴三十一年（1161）、三十二年（1162）两说。《宋史·郑樵传》说郑樵卒于五十九岁,惟不记年月。近人张须著《通志总序笺》,定樵卒年在绍兴三十一年。他说：     

郑樵学术思想探析

郑樵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郑樵以其科学思想与创新精神、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实学思想、融会百家、贯通古今的会通思想、反对褒贬任情的直书思想等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异彩。     

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司马迁、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游侠的定义、精神内涵、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及作者立传目的等方面。而造成这种种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史家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个性品格,也影响到他们的史学观。     

郑樵与《六书略》

郑樵不仅是宋代的著名史学家,而且对于文字学也有着极深的造诣,在文字学史上尤其是“六书”研究史上有着极为独特的贡献和地位。就其成就的内外因素而言,既有纵横贯通的思想基础、求实自得的创新意识和博雅深厚的学术积累,也生存于良好的治学著书的客观环境之中。《六书略》为郑樵所撰《通志略》之一《略》,是其专以六书说研究《说文》的代表作。该书涉及汉字的来源与性质、六书之次第、象形为汉字结构之根本的功能观、“子母”理论等诸多观点。凡此表明,在六书研究史上,郑樵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大家。     

司马迁与侠义精神

汉初,“任侠”成风,司马迁深受侠义精神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崇尚侠义精神,为侠客豪杰立传;二是替众多本不该遭受悲残命运的人们鸣不平;三是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四是在遭受腐刑后,隐忍著书,完成了著述《史记》的大任。     

司马迁与阴阳家

阴阳五行之说，是我国古代在哲学史上的两大贡献。《周易》讲阴阳，《尚书·洪范》讲五行。战国后期，齐人邹衍加以推衍，既谈阴阳，又讲五行。大得统治者的青睐，汉人称之为阴阳家。司马迁肯定了阴阳家的“四时之大顺”对农业生产的意义，并对“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之说做了阐发。同时还对阴阳家的“拘而多畏”进行了批判。     

司马迁与孙子学

司马迁基于探究战争的历史作用、重视将帅的个人品格等原因,最早为孙武立传。《史记·孙子列传》叙述了孙武的生平事迹,记载了《孙子兵法》的成书和篇幅,银雀山汉简的发现,充分证明了《史记》记述的正确性。司马迁借用孙子思想评价白起、张良、韩信等军事人物,比较分析一些重大战例。司马迁的这些记述与对孙子思想的运用,使之成为孙子学研究第一人,奠定了孙子学的基础,也为中国兵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韩愈与司马迁

一代文学巨匠的成长离不开此前文学传统的哺育和沾溉,只有在充分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才能攀登新的艺术高峰。唐代散文巨匠韩愈的成就也是植根于文学传统的深厚土壤之中的。从韩文和韩愈弟子文章以及史传中我们看到,韩愈博采经史子集之长而后自铸伟辞,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刘熙载说韩愈“实集八代之成”,这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韩愈。因此后人或谓韩文出于六经,或说韩文源于孟子,或认为韩文得益于司马子长,这些说法虽然都说对了一部分,但均难免盲人摸象之嫌。将司马迁视为韩文众多源头中的一个源头而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