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流转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当前在农地流转中地方政府既是监管者,同时又是利益主体,利益冲突之下的政府行为失范使得政府管制不断加强却又失灵。地方政府应定位于自发制度演进的监督者,其职能应以提供公共物品和市场监管为主。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地区间的制度竞争。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出台综合性的配套制度来促进农地流转。     

博弈视角下的政府社会公益R&D投入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公益研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公益R&D投入中的"跟不上、不跟上"问题①,表明社会公益研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重建我国社会公益研究投入机制的关键.通过建立博弈分析模型.推导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三种行为模式组合:"中央单方投入,中央地方双方满足效用最大化";"中央单方投入,地方单方满足效用最大化";"中央地方双方投入,地方单方满足效用最大化".     

地区间策略互动与建设用地指标管控失灵

对建设用地进行指标管控是中国土地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但实践中却面临管控失灵的困境。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地区间在建设用地指标执行上的策略互动行为,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央监管权集中对其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会充分运用土地的政策工具来展开经济竞争,从而引发地区间在获取超额建设用地空间上的“模仿效应”,这造成指标管控的普遍性失灵;中央政府的集中监管能够削弱地区间的策略互动行为,从而有利于减轻指标管控失灵的程度。为此,本文建议应将“自上而下”的集中监管机制嵌入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中去,以遏制地区间“竞次式”的资源管控政策执行行为。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地转用决策及其偏好差异分析

农地转用决策理论能为农地保护制度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但经典的决策模型并不适用于我国地方政府主导农地转用的现状。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理论,构建了适用于国内背景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以分析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决策的特征。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对经济产出的边际贡献、土地出让金水平是地方政府农地转用决策的重要依据,地区经济质量和农地资源禀赋对地方政府决策弹性分别起到负向和正向的影响,由于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可能存在的偏好和非理性因素,农地转用的最优规模无法仅仅依赖于外部性内化政策实现。     

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向

本文认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约束规蔑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如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和放松管制等。     

基本农田开发管制农户损益估算及影响因子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161户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快速扩张,基本农田保护问题在政府和学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但实践运行与政策预期效果仍存在不小差距.作为农田保护最主要和直接的参与者,农户对于基本农田开发管制制度的认知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抽取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36个行政村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内161户农户,以农地发展权理论为基础、围绕基本农田相关问题,设计有针对性的问卷进行实地访谈调研,并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对于基本农田各项管制措施的认知基本处于不清晰的状态;不同管制类型的认知程度呈现明显的差异,农业用途类型的管制损失认可度高于非农业用途管制;农户对于非农用途管制的损失估算价值33 6546元/hm2,农业用途管制损失2 3925.75元/(hm2·a);不同因素对于不同管制类型的影响需区别分析.     

用地审批权配置对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受到包括土地政策制度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其中用地审批是控制土地用途转用进而影响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重要制度之一。1995年以来,中国用地审批权配置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审批权上收至国务院、省级政府和适度调整"下放"。为分析用地审批权配置对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影响,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中国用地审批权改革历程,采用2000-2013年全国23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用地审批权上收至国务院对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只在局部地区有明显减缓作用,审批权"名义下放"对建设用地增长也只在局部地区产生了影响;(2)用地审批权上收至省级政府对抑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和西部地区审批权上收省级政府抑制作用明显但其他地区无明显效果;(3)土地督察制度在全国层面显著减缓城市建设用地增长。     

“双碳”目标下我国政府与公众双重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在“双碳”目标实现路径方面,仍缺乏系统探究政府与公众联合减碳效应以及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因此,从政府与公众联合碳减排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观察政府、公众以及政府与公众协同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联合减排空间视角检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众参与对碳排放的联合管控与治理效应,以促进我国构建减排区域协调机制和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减排联合治理格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减碳的政府治理手段存在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公众单独治理行为作用有限,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可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但主要在东部地区作用效应显著;中央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与公众的联合减排效应。由此,提出强化政府主导作用、疏通公众参与渠道、加强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和完善多元低碳治理政策等促进碳减排的治理措施。     

财政分权、政府偏好与企业创新

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文章在中国式分权框架下,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层博弈,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偏好,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进一步地,利用2007—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城市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偏好的形成,且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具有非对称影响。财政收入分权会使地方政府的投资性偏好下降,而在财政支出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会出现短期倾向,更偏好经济效益明显的短期投资。(2)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会抑制企业创新,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有关联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3)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对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偏好具有调节作用,官员绩效考核变革强化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的抑制作用,弱化了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性偏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研究

研究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对于土地财的兴利除弊、实现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税收益具有重要意义。阐述了土地财政的起源、涵义与性质,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税的财政体制、国家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流转制度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行为策略选择,进一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推动房价快速上涨并积累财政金融风险,以及形成届际不公平和不可持续的财政等负效应。论述了后土地财政时代的涵义与存在的困局,在此基础上,从转变地方政府角色、完善财政体制、推进土地房产税系与农地产权及征用制度改革、改变以土地财政为动力机制的城市化发展、约束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风险性行为等方面,提出后土地财政时代转型的政策建议。     

中央投资在防洪减灾中的作用的博弈研究

建立了两个博弈模型,对防洪减灾领域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了模拟,并通过均衡分析说明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的防洪减灾投资不能达到诱导地方政府投资的目的,也无法实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因此,中央政府应弱化防洪减灾投资人的角色,鼓励和刺激地方政府的防洪减灾投资,实现与防洪减灾的地方公共品属性相协调的防洪减灾投资机制。     

我国公司注册中行政因素的评判与分析

由于国情的不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家法规、地方政府的地方法规以及对本土行业的保护等因素,在创业过程中,任何国家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壁垒带来的阻力。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规范,创业时的行政壁垒就越发显得明显。具体地说,就是站在创业对立面并影响创业的政策法规、技术、规模、资源和价格等“防御工事”相对较多、较坚固。这些“防御工事”不仅反应出政府的管制多与办事效率低,而且直接决定公司创业的难度。文章拟从数学的角度,主要从效率上定性评判与分析我国公司注册时的审批步骤、所需时间、费用比年薪与注册资金底线等行政因素。     

中国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力机制、职责体系和转型展望

招商引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府工作,中国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力来源于国际竞争、干部考核机制和＂晋升锦标赛＂机制,中央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责是目标整合、制度设计和项目控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职责分布在四个层次,分别是规划、政策、操作和服务,中国政府招商引资应该向＂纵深型治理＂转型,同时要注意招商引资转型的复杂性。     

"十一五规划"开局节能、减排指标"失灵"的制度分析

"十一五"开局之年节能、减排指标双双失灵引人深思。以政策阶段视角和正式-非正式规则视角审视"十一五规划"中主要指标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发现规划编制过程中,正式制度赋予地方政府的自由度被非正式的削减,导致地方政府在指标制定过程中缺乏表达意志的能力;在规划实施过程中,目标责任制表面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义务,但中央政府却无法提供可预期的责任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医改方案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优化

新医改方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筹资制度、基金管理制度、补偿制度、政府医疗卫生规划职能、投入引导机制和自我监管机制等方面。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的政府责任定位、基金管理、财政投入机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能力帮扶等政策的细化和完善,将是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的关键。     

我国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的制度分析

政策是制度的一个因素，而中国的环境政策实施了近20年，成效并不大，该文从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政府行为及传统文化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阻碍作用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在我国资源是社团产权的制度背景下，制定政策的主体－中央政府由于受发展阶段的制约而采取了粗放型增长方式，对环境保护的投资不够，而与此相关的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由于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组织，所以在环境保护及治理方面均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传统文化中的封闭式家庭观念与一般散沙的社会结构均对环境资源高效配置不利。     

外商投资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文从环境管制对投资区位选择和污染性产业转移的影响两个角度,对外商投资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机制进行分析。指出外资对地方资源环境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外资和环境管制本身,而在于地区引进外资的政策以及外资在经济收益与环境管制之间的权衡。     

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防控的法律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在急剧膨胀中出现了规模增长过快、运作不够规范等问题。风险防控的关键是从政府、银行、平台三个层面分别解决和管控,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管控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因而需要综合运用三种手段。管控风险的行政法、财政法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资源是平台风险管控的长效机制,也是破解平台风险体制机制难题的根本方法。     

地方太阳能光伏政策出台的逻辑———兼论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政策的关联

为什么在太阳能光伏政策中,中央政府一直积极出台政策引导,而地方政府从一开始的动力不足到后面的积极响应？以往的研究忽视地方政府出台太阳能政策的影响因素,并且没有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本文基于2005年至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太阳能光伏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产业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能源需求是地方政府出台太阳能光伏政策的主要因素。分时段回归结果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并不是出于培育企业的逻辑,而是为了避免地方经济受到重创,而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     

重点产业政策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产业政策能否成功引致新能源技术创新事关构建清洁能源体系与绿色创新体系,对推进中国工业能源革命与绿色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中央和省级"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建立"准自然实验",构建2006—2015年中国新能源专利面板数据并将其匹配至应用的工业行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从需求侧对重点产业政策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但政策效果因制定层级、实施区域、行业特征等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产业政策有更明显的创新激励效应,重点产业政策在东部地区落实效果更好,高技术行业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对产业政策环境要求更高。在作用机制方面,重点产业政策通过外商投资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通过环境规制抑制新能源技术创新,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则是两极分化,能够正向促进直辖市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却反向抑制一般省份的新能源技术创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结合发展实际形成"产业政策合力"以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