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废气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分异研究

本文以环境污染中的重要指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基于1998-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中国的存在性及相应的拐点研究,并以实证检验为基础对工业废气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排放量在工业化发展的整个阶段始终处于上升趋势,而EKC拐点一般出现在工业化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截至2050年,将有30个省份越过拐点;就各个区域而言,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总体上能够较早地到达拐点;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拐点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点,拐点的变化取决于环境污染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     

环境综合污染程度与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关系的EKC验证

本文首先选取中国1991—2012年7类环境污染物数据,建立起环境综合污染程度指标体系,测算环境综合污染得分,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环境综合污染程度得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环境综合污染程度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倒U型的EKC关系,曲线的拐点在1.45万元处;在0.25分位点处为线性关系,在0.5和0.75分位点处为倒U型EKC关系;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分位点下的污染程度有着显著影响;ARMA模型预测中国环境质量在2022年后达到稳定状态。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我国不同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检验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采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对我国东部与中西部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结果发现,仅有东部地区的这三项指标与人均收入成倒"U"的关系,而EKC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中西部地区不同污染物的收入-污染曲线分别呈现"U"型或线性关系。从回归结果上来看,中西部的污染加剧速度要快于东部。外商投资的流入已经使东部的环境污染问题产生好转,但在中西部还未看到这个迹象。     

我国生态税对EKC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将生态税收这一变量引入EKC模型中，分别从全国、东中西部以及南北方地区研究生态税收对EKC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生态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对EKC有调节效应，并且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其调节作用可以降低环境污染。全国及各大地区对EKC曲线的拟合良好，并且拐点存在地区异质性。生态税对EKC曲线的调节效应在全国和东部地区表现一致，使倒U型曲线拐点向右上方移动并且变得平缓；对南方的调节效应显示一定经济水平下生态税的调节效应使曲线下移。此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及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也对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在各地区经济发展、生态税体系建立、环境保护投资、对外贸易以及环境治理技术升级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使生态税更好地发挥良好的调节效应，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碳排放视角的评价

通过对碳排放因素的分解,从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以及经济发展因素测度1978～2008年的各个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和贡献率;通过EKC模型拟合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的关系,选取综合性的测度数据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两者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型"的曲线特征,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和碳排放尚处于非平衡、难协同的发展阶段,属于波动较大的过渡期。     

经济增长、能源强度与大气污染的关系研究

以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EKC)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大陆地区2000～2016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历年各地区的大气污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强度对中国污染气体排放起促增效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大气污染产生了积极的减排效应,而政府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甚微。同时运用门限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印证了能源强度与大气污染呈"倒N型"特征。最后结合EKC曲线的特征和结论证明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已率先越过拐点并保持相对稳定,且环境质量改善比较明显。部分东南部省份已经越过EKC曲线的拐点,但大气质量改善压力仍然巨大。多数中部和西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峻。因此建议根据各地区在EKC曲线的不同位置制定差异化政策,以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双重问题的解决。     

EKC Test for China＇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Affecting Factors

基于EKC理论,采取1953--2010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GDP数据,研究中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存在N型的EKC曲线,EKC曲线微弱且不存在拐点,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碳排放持续增加。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人均GDP增加是人均碳排放增加的原因。LMDI因素分解法表明：无论从贡献值还是从贡献率来看,人均GDP增加都是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单位GDP能耗降低是抑制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中国碳排放的EKC检验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EKC理论,采取1953—2010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GDP数据,研究中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存在N型的EKC曲线,EKC曲线微弱且不存在拐点,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碳排放持续增加。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人均GDP增加是人均碳排放增加的原因。LMDI因素分解法表明:无论从贡献值还是从贡献率来看,人均GDP增加都是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单位GDP能耗降低是抑制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苏、锡、常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ARDL和ECM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苏、锡、常城市1992²010年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首先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中的边界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验证EKC关系的存在;然后分别运用ARDL模型和ECM模型验证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的短期动态调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苏、锡、常城市部分水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模型的形式和参数有所差异,并不总是呈现EKC的倒"U"型关系;短期内人均GDP的增长对不同城市水污染指标的影响效果不同;苏、锡、常城市经济发展活动的差异对水环境质量的退化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工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水资源稀缺是21世纪社会经济增长乃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探索工业水资源利用情况是进一步研究工业水资源节约利用的基础。基于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水资源利用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二者关系曲线呈现为倒“U”型,且拐点出现在人均工业增加值28 612.150元/人时;中部地区二者关系曲线呈现为“N”型,且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均工业增加值15 546.048元/人和35 733.952元/人时;而全国和西部地区二者近似地满足单调递增的关系。经分析,技术创新、结构调整是使工业用水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的技术层面的原因,水价提升、水权交易则是其经济激励措施。最后提出应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工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同时适当提升工业用水价格、完善水权交易制度以最终实现工业水资源节约等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研究

以1992～2010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经济增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经济增速高于7％时,不存在EKC拐点,增长将必然引起污染;相反,当经济由高速切换至中高速后,会出现EKC拐点.这表明经济增速由高转低对可持续发展是个好消息,"增速红利效应"大于"增长压力效应".     

中国区域碳排放环境管制溢出效应研究

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碳排放量,基于EKC理论,构建协整空间DURBIN模型,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环境管制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环境管制等变量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区域人均碳排放量与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EKC曲线关系;本区域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以及环境管制对本区域人均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弹性)分别为0.690、0.181、0.029、-0.001,对邻近区域人均碳排放的溢出效应(弹性)分别为0.090、0.024、0.004、-0.036,本区域环境管制对邻近区域人均碳排放的溢出效应要明显高于其对本区域人均碳排放的直接效应。     

经济发展方式与农村水环境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化肥EKC的扩展检验

中国农村水环境保护的出路在于固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通过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运用中国199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计量分析软件,分别逐步建立了农业种植业化肥施用密度（含施用总量）与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差（绝对差距）、城乡收入比（相对差距）之间的三类曲线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村水环境的＂经济增长效应＂、＂农民收入效应＂和＂城乡结构效应＂。相关的政策含义在于：国家和城市政府需要转变现行发展方式,加快建立＂反哺＂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与水环境的补偿机制、政策体系。从而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方式即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层面检验了EKC假说,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农村农民发展、城乡结构三个不同侧面加深理解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经济学涵义。     

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氮磷排放关系

水体富营养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研究经济增长与水体富营养化的关系对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水环境保护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决策支持价值。本文以鄱阳湖流域为案例区,利用1978年-2008年人均GDP与鄱阳湖水体中总氮（TN）、总磷（TP）数据,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回归模型,分析了鄱阳湖水体TN、TP浓度随人均GDP增长的变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氮磷排放的关系具有库兹涅斯曲线（EKC曲线）特征。鄱阳湖水体中TN、TP浓度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或减少的变化转折点分别位于人均GDP为8600元／人、7400元／人（以1977年为基期计算）时。目前,由于产业结构优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与环境政策的影响,鄱阳湖流域的氮磷排放量已出现下降趋势,但为保持鄱阳湖水质的持续改善,鄱阳湖流域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控制氮磷排放,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内蒙古“三废”排放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内蒙古1985～2004年环境与经济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运用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计量模型,对二者的数量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内蒙古各类污染物排放的时间规律相差明显,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内蒙古EKC并不乐观,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应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加大治污力度,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中国能耗模式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投入-产出理论,本文主要利用差异化的能源库兹涅茨曲线（EKC）来分析中国能耗模式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确定二者在不同阶段、类型的量化关系。结果发现：①中国能耗模式整体上经历了高能耗低增长—高能耗高增长—低能耗高增长的演变过程,但省（区、市）间时空差异明显,形成差异化的能源库兹涅茨曲线,大致分成6种演变类型;②各省（区、市）EKC起点不同,且演变过程中拐点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强度越低,部分省（区、市）EKC存在明显的理论偏差,呈现出变异的EKC演变轨迹;③1953年以来,能源消耗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但技术进步作用不断加强。目前,在能源消耗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低能耗高增长消费模式,但技术进步贡献率还不明显。未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逐渐扩大,而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将保持在稳定状态。     

基于EKC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鄱阳湖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其区域内的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对国家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选取六个地级市南昌、景德镇、九江、新余、鹰潭、抚州,对它们的经济与环境指标进行分析,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以工业"三废"污染排放及其综合指数为污染指标,研究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对环境状况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各地市需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环境。     

浅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意见。故本文对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理论侧重于实证研究,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研究结论的不同。而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开始突出区域性特征。     

陕西省工业“三废”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原因探析

利用陕西省1986年～2005年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数据,建立陕西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尚未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处在上升阶段,只有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处在下降阶段.认为.陕西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陕西省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关键.     

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理论基础,利用鄱阳湖流域1992年-2006年间经济和水环境污染因子变化数据,选取典型水环境污染因子,建立表征水环境整体质量的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并分析模拟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鄱阳湖流域经济和水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EKC曲线的特征,尽管鄱阳湖流域目前的水环境污染程度尚不显著,但其水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冲突"阶段,主要是由于流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所致。因此,有必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加强环境教育以提高流域内人民的环保意识,同时还需对生态脆弱的地区实施生态补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