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国诗人张际亮

张际亮目睹清王朝的腐败,较早提出变法主张。在禁烟反侵略问题上,态度坚决,识在机先。诗作爱国思想强烈。鸦片战争时期的作品,抨击投降派、揭露侵略者,强调不分汉满,共同对敌,包含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新因素。论诗崇尚“志士之诗”,批评以诗为考订、以诗作干谒,做诗以奇字险韵为工的不良风气,当时起着转变诗风的作用     

张际亮与近代初期诗风新变

清代嘉道间诗人张际亮,经历了从一心仕进的书生,在遭到压抑和接触现实后认识了社会的黑暗衰败,成为改革弊政、禁烟抗英阵营成员的觉醒历程。他最早自觉以转移诗风自任,并以“志士之诗”号召诗坛,其创作也转向反映疮痍满目、危机四伏的现实,鸦片战争时期所作更汇入爱国诗潮,对近代初期诗风新变潮流的形成起了领先和推动作用。     

论郑珍与陈三立诗的异同

郑珍与陈三立两人诗风有共同特点与联系,前人以此派诗风为“生涩奥衍”。然两人诗学主张与诗的内容以及诗艺方面有异同：均有忧国忧民之心,写人不敢写之题材,抒人欲发而不能发之真情;为诗国开新世界;陈三立步踪郑珍,渊源韩孟,不同的是,郑诗有元、白之平易,擅用白战手法,用于写家事、写世相;陈诗学黄山谷,炼字奇警。清后期诗坛,有这两座高峰相呼应,是诗史的亮点。     

一个客家隐者的心灵境界——论魏礼的诗学思想

号称“宁都三魏”之一的魏礼有丰富的诗学思想。魏礼论诗,倡“性情说”,继承了儒学之正统。关于诗之体与格,在魏礼看来,诗无一定之体,也无一定之格,作者应因意立格,因事立体。关于诗法,魏礼主张不守故法,不死抱古人的所谓韵律不放,主张“有我”的重要。     

清中期“山左”名贤卢见曾诗歌简论

作为清初“山左”诗歌的承继者,卢见曾论诗反对门户之见,主张抒写自己的“性情遭际”,把传达人的性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极致,在清中前期诗坛别具一格;其诗基本内容是写官宦生涯的迎来送往、和贺赠答,以及触物伤怀、故土之思、友朋之爱、风土人情和“康乾盛世”的良辰美景。情感真挚,诗风多样而有意境;其诗学主张和诗歌创作所体现的特点,具有对清代中前期诗歌创作总结和鼎新的意义。     

方东树以妙论诗的审美走向

方东树是桐城派最为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其诗论在沿袭桐城派文论道文并重思想的同时,亦体现了重“文”,追求审美价值的走向。其中,他秉承古典诗学以妙论诗的传统,主张“用意高妙”,强调诗歌之美以善为内核,强调了诗教的美育作用;主张“兴象高妙”,进一步从诗歌文学形象这个艺术本质特征的角度,赋予了“妙”字的诗学审美内涵;主张“文法高妙”,在体现以文论诗这个桐城派诗论传统特色之中,亦表述有关诗歌章法、词句等方面的审美要求。     

论江西诗学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矛盾

江西诗学对形式的过度关注历来被人诟病,然而,这只是江西诗学为解决初学诗者的难题而不得不采取的下策。江西诗人们自然知道诗歌情“意”内容的重要性,但对那些初学诗者而言,形式“法”度则是他们更关注的问题;如何克服这二者之间紧张关系是江西诗学面临的难题。江西诗学提出“悟”之主张,依然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钱谦益诗学与创作之双向观照

作为明清之际重要的文学家。钱谦苴的诗学思想相当丰富、深刻．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钱谦苴的诗学思想，直接针对明代文坛的现实，正本清源，“建镰一代”。钱谦苴对诗歌的本质有明确的认识，他以“诗言志”说为依据。构建自己富于个性、同时也适应时代要求的诗学理论。他认为诗歌应该“言志”、“有物”，并且“有本”，应该是真情的自然流露。钱谦益对诗歌的通变规律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诗歌是“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神交相击发”的产物。把“适变”视为当时诗歌创作中救衰起弊的有效手段。他甚至将诗道的隆污与世道的盛衰直接关联，并进一步把诗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史。钱谦苴的诗歌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实践了其诗论主张和审美理想。他的诗是他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现实的真实写照，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富于典型性的情绪和思想的忠实记录，被人赞为“足称诗史”。     

论李元度《小学弦歌》的编选内容与诗学旨趣

作为晚清重要蒙学读物与诗歌名选,《小学弦歌》的诗选关涉“教”与“戒”两大基础面相,编选路径以“诗歌”之瓶装“教化”之酒,欲于学童“天性未漓”之时,向其传授日常伦理、立志修身、为官准则等,以达到“厚人伦,励风俗”的诗学效果。该选本秉持教化为先、以诗训蒙的诗学宗旨,标举重情重理、至性至情的诗学范式,彰显温柔敦厚、文质并重的诗学主张。该书亦存在选诗题材雷同、编排失序等缺陷。     

“性灵说”溯源

作为一种诗学观念,“性灵说”虽然迟至明代才为诗人如袁宏道大力标举,但其诗学意涵的萌发和发展则要早得多。庄子的“法天贵真”等观念为其说奠定了思想基础;阮籍诗作及魏晋人士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已经开创了诗写性灵的先河和理论;唐宋时代的皎然、杨万里等人的诗学主张大大推进了“性灵说”的发展。     

“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黄宗羲诗学中的"情"、"性"之辨

诗道性情是黄宗羲基本的诗学观念。黄宗羲充分肯定“情”在诗学中的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形而上的“性”,力求以性统情。黄宗羲的诗学性情论是其学术思想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延伸,与其师承的刘宗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黄宗羲主张“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但“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关于人教版教材所引《张亨甫文集》中的一段史料

人教社2003版《中国近现代史》（上册）在讲述“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与世界”一目时，为了说明当时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引用了道光时期爱国诗人张际亮致鸿胪寺卿黄爵滋信中一段话。引文如下：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     

论王夫之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贡献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突出贡献有两点:第一,在对诗歌情景关系的研究方面,他反对前人孤立、僵化的死法,主张作诗要以情为主,诗人要抒写自己的真性情,认为情与景“互藏其宅”,情景要能融合无间。他还将抒情方式分为“遵路委蛇”式,“拔木通道”式和含蓄蕴藉式。关于景物描写,他主张要写出“现量”,能“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主张写景要能“以小见大”,能够传神。第二:王夫之提出了将儒家诗教与审美诗学汇流的诗学本质论。他对儒家的“兴、观、群、怨”说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它们不过是四种抒情方式,同时,在对诗歌的具体品评中,他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他最推崇的是玄微淡远而又自然的意境。     

被放逐的诗学

一、一个深度的误解中晚清以还文学史上一个显著的现象即宋诗运动,“学人之诗”的诗学范式渐显影响。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明确其概念和具体的内涵,使之成为一个时期具有聚焦意义的诗说。但是由于新文学的迅速兴起,同光体随着整个古典时代而过去了。今天我们再度审视,发现有些东西后来被遮蔽了。首先一个问题是,一般认为中国传统诗论讲求妙悟、兴趣、神韵等,要求诗歌作感性把握而非现实把握,更强调“诗     

严羽的美学理论

《沧浪诗话》是一部从独特角度探讨诗之艺术性的理论著作。作者以禅喻诗,提出了“妙悟”、“兴趣”、“入神”的审美论题。从“妙悟”到“兴趣”再到“入神”是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作者师古人、尊盛唐、准李杜的诗学主张。     

王士稹《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对明诗看法考述

王士稹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中,论及明诗情况的竟占有十三首之多。这十三首对明诗议论的诗句不仅从细微处显示出王士稹独到的诗学眼光,更从宏大处看出他对整个明诗的看法。从对明诗的论述来看,王氏不仅推崇神韵风雅之诗风,还明确提出诗贵自然传神之旨,尤其是他“出入唐宋”的主张乃发前人之所未觉。作为清初的代表诗人,王士稹对明诗的眼光和议论以及他自身的诗学阐述也会深刻影响到清代中后期有关明诗的研究,这在诗论史上也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     

经艺趋离：宝廷论诗意旨及“性灵”趋向脞说

同光“清流四谏”之一的宝廷,被誉为“晚清八旗诗人,当推第一”。实际上,其诗歌影响,并不限于八旗,而有关他诗学的解读,也未切中肯綮。宝廷降诗为“书画之流”,表现出传统诗歌欲摆脱“礼乐”教化体系走向“艺”之自觉的发展趋向,而他论诗不再关注一般、习见的“诗教”与“性情”矛盾问题,而将“诗教”与“工拙”对举,实有整合古代两大诗论生成系统,重新界定“诗之为诗”的要素、标准之意,体现出传统诗学自身发展逻辑的可能性趋势,对探究“诗之为诗”的本体论意义有重要启示。宝廷深刻的诗学识见,不仅源于他诗人兼理学家的独特敏感和“名士兼名臣”的志趣追求,也是同治中兴时代传统学术集成出新的历史产物。只有结合其人其字及他论诗的语境,才能恰当地理解和把握他的诗学。     

略论卢见曾编纂的《国朝山左诗钞》

卢见曾编纂的《国朝山左诗钞》既是一部重要的地域性清诗总集,又是一部精粹的清诗选本;《国朝山左诗钞》具有鲜明的以诗存史的意识,体现出卢见曾崇尚多样性与会通性、主张诗写性情、强调诗人的学问根柢等一系列有见地的诗学主张;卢见曾编选《国朝山左诗钞》对山东古代文献的保护具有肇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