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历程初探

新文化运动以后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以及苏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导入 ,给我们带来了批判旧教育的有力武器 ;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国将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 ,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经典著作来学习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2 0世纪 6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反思学习苏联教育学过程中的教条主义 ,积极探索教育学“中国化”,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 ,这种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真正走上了良性运行轨道     

总体性思想: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

总体性思想构成了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考察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学者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为了走出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重新回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内在联系,将总体性作为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卢卡奇从总体性出发,形成了对现存资本主义物化社会及其思想上的二律背反的批判;柯尔施则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力图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葛兰西则将总体性作为领导权理论的重要规定性.     

试析钱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哲学上最伟大的发现,马克思也因此荣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称号。但唯物史观自从上个世纪初引入中国,却一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博弈。作为上个世纪中叶从大陆远走港台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大家,钱穆一生都关注马克思;作为一位学通四部的史学大师,钱穆经常在论著中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解读;研究钱穆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可以提示后代学人务必要使"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缩小差距。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回到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把握,另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关于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理论化与大众化相统一、"一"与"多"相统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国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与反思

现象学形态和现象学运动、国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国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三个层面的思考表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有着思想关联。因此,20世纪末期开始,国内学者基于现象学的理解视角,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问题、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问题、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自觉地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了一定的比对或交融性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发展,即在理论的解释力和研究的理论类型上尚有拓展的空间。这样,国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和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就为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现象学研究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成为摆在教育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十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学科的地位日益凸显;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在历史回顾和总结反思中得到发展;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注入了强大活力;教育史、家庭教育学等“冷门学科”得到深化研究,一批新兴学科崭露头角。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尚未实现学科自立,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主体性原创性不足,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缺乏“大教育”视野,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外部逻辑关系有待理顺,交叉学科发展缓慢、回应现实关切不够。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未来发展正呈现出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引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布局的实践导向、在学科分类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融通与融合的“大学科”意识、培树一批教育领域的战略型研究人才的学科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维水平深化等态势。     

中国教育人学三十年——历程反思及未来展望探略

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教育学事实上所走过的是一个教育人学的历程。从政治"神学"到科学的转换;从"人学"的呼唤到复苏;继而再到教育学作为科学-人学的大发展,中国教育学的人学历程渐次明析。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人学特色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三个面向"为指针的前提下,将会走向更加综合化、跨学科化的丰富多样方向发展。     

《新教育大纲》中“教育史以社会发展形态为分期”的框架来源考察

日本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是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产生过影响,是迄今学术界尚未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通过考察杨贤江流亡日本期间完成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发现其中有关"教育史以社会发展形态为分期"的框架,源于日本《劳农露西亚教育研究》一书,杨贤江将此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贯穿于《新教育大纲》始终。杨贤江正是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思想基础,间接接受了日本学者苏俄新教育研究的影响,成为在中国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史观贡献最为突出、地位最为重要的教育家。这从客观上折射出日本苏俄新教育研究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神圣性的确立

“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概念包括两种内涵。第一种是在学科归属的意义上被赋予的内涵,即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其他二级学科提供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地反思,才确立了单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二级学科。第二种内涵中,又包括两个反思的维度。在知性的反思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种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特殊的“教育学”,因此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而在理性的反思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哲学思考,即“思想政治教育”学。基于这一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的指导下,确立政治信仰的神圣性问题。这一神圣性是以人的无限性思维与有限性思维的统一来实现的。     

对“政治教育”到“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演变的解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指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对象的一般特征和基本属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说明,集中表现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的认识和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表述和提法,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概念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规定,对推进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马克思大会"看近十年国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近十年来,已召开4届"国际马克思大会";马克思主义在欧美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目前主要集中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反思以往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市场、所有制、阶级、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问题;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认为,在社会主义如何创新等问题上,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浅析当代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传统

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论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学基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颇具争议。被教条化、实证化理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产生此争论的根源所在。而基于实践性、历史性语境中的解读指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内在的伦理学向度,即内蕴于非道德化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话语中的对人类真正道德化生存的伦理承诺。必须回到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伦理语境之中,重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     

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及启示

杨贤江（1895-1931）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大众化。杨贤江与各种教育思潮展开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持《学生杂志》等刊物,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推动广大青年追求进步,投身革命;撰写《教育学ABC》和《新教育学大纲》等教育学著作,积极向青年宣传唯物史观;译介苏俄教育学著作,为先进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提供了途径。通过研究杨贤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大众化的贡献,从中得出若干启示,以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中,"问题意识"有一种专门的含义。这个含义是由法国的阿尔都塞赋予的。阿尔都塞在谈及"问题"时没有使用question,而使用problme,前者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后者则是科学理论的研究路径。阿尔都塞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史的"问题意识",把对马克思思想的"总问题"以及"总问题"提出方式作为研究重点,从而寻觅一种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研究模式。西马文论史的不同阶段是由不同"总问题"的问题意识形成的。他的探索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他的研究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长达30多年之久,至今依然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意识,不能不重读阿尔都塞。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新趋向——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前沿热点问题述要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随着"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之说的兴盛,关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有的学者还探讨了马克思伦理思想发展演化的基本思路、逻辑起点和最高诉求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也呈现出新特点,除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研究外,学者们还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提出了如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问题.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新形态

从"回到马克思"到"发展马克思"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新呼吁和新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自身要求."文本学"与"出场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上的一场方法论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在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创新,旨在不以任何新的哲学理论形态(本体论)而是以哲学新范式、新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这场革命是与当代哲学的理论形态进化相平行,又是与时代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设新形态的"学术化形态"和"现实化形态"的统一.     

论王元化新世纪"第四次"反思

王元化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极左思想根源"的第三次反思并没有成为他一生思想历程的终点,新世纪以来他对文化教育领域中"市场至上"流弊的深切关注与一系列"负责任"的思考,构成他耄耋之年的"第四次"反思.王元化第四次反思提出的关键问题至少有:面对"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成为评估一切"准绳"的潮流,人文知识者的责任何在,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面对发源欧美而蔓延世界各地的消费物质主义"普世现象",中国人文知识者是否应当对西方"普世理念"有所分析,区别对待;面对"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动物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何在,如何汲取发扬.王元化作为一位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思想者,一位对马克思学说有真切体认并经历创痛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一位对中西文化有深切研究而忠诚护持光大中国文化的人文学者,他针对"市场至上"负面现象所作的第四次反思是袒露胸襟,怀抱殷忧.如果说王元化前三次反思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曲折历程提供了一连串警策路标,那么他在新世纪初的第四次反思不但提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复杂与艰难,而且启示了一种旨在避免两方面触礁的新思路.     

苏东剧变后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匈牙利为典型个案的分析

苏东剧变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三个转向:一是后马克思主义转向,从马克思"主义"返回到马克思本身,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与现代性相关的政治哲学,而放弃"主义"之称;二是激进批判转向,仍然坚持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寻找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三是温和批判转向,寻找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替代。     

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维度之所以必要和可能,一方面源于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兴起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密切关联。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是凸显人学价值观,坚持人学辩证法。应坚持个体、群体和类的统合、主客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和历史的结合、以及资源借鉴的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反思并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主干学科,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