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人格及其对当代青年人格养成的启示

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基于“要强我少年中国,先要强我中国少年”的理念,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系统地提出了“新民”这一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其中所强调的竞争、进取、公德、科学和自由的精神,对处于当下社会转型中的我国当代青年的人格养成有着重要的启示:即要以国家、群体意识的培育来引领当代青年自我的实现;要以科学理性思想的普及来启迪当代青年辩证的思维;要以勇敢进取精神的倡导来推动当代青年创新能力的提升.     

平民化:梁启超"新民说"的人格取向

社会发展的平等化取向反映到理想人格建构上,表现为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圣人"走向"平民"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在中国理想人格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即从人人有自主之权、尽性主义、芸芸平等之英雄三个层面表达了近代中国人格理想由"圣"入"凡"、由"德性"走向"自由个性",从而提升广大民众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的平民化取向.     

“新民”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利主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具有浓烈的功利主义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梁氏的小说理论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其"新民"之文化启蒙的需要。梁氏赋予小说以强大的功能,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而非小说文体本有的属性。同时,梁氏小说理论之功利主义,也与其身处过渡时代、有意误读日本政治小说和实施特定的表述策略相关。     

知命与努力：作为“新民”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当之无愧的国民导师.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本着“人才经济”的原则,选择了一条开民智、兴民权的新民救国之路.面对晚清以来思想文化领域日渐凸显的中西、新旧分立格局,作为过渡时代的士人—知识分子,梁氏力主“因时变通”,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提出了主张各异甚至彼此对立的教育言说.梁氏的这一教育实践风格,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一种“自我断裂式”的人格形象,然而,透过对梁氏晚年就人生问题的诸多言说之分析,其变动不居的教育人生,实为其基于自我与环境的反复考量,在知命与努力的张力中呈现出烂漫多姿的“新民肖像”.     

梁启超人格探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生爱国,政治上积极参与维新变革,走在斗争的最前线;思想上启智于民,力图培养"新民"强盛中国;学术上,广泛涉猎,造诣颇深,成果最丰。他志向远大,意志坚决,求新善变,不怕困难,大局为重,不怕牺牲,尊师爱生,关爱家人,教育子女,表现出极丰富的人格特征。     

从“新文体”到“白话文”——论梁启超与现代性文体的全面确立

梁启超的＂新文体＂是由古体散文演进到现代白话体散文的一种过渡形式。从以＂报章文字＂为主体的＂新文体＂到＂白话文＂这一文体形式的演变,在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至为关键的过渡作用,而这一演变形式也标志着现代性文体的全面确立。     

新国家与新国民--梁启超新民理论述评

戊戌维新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发表长篇著作《新民说》。其时,深受民主思潮影响的梁启超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变革事业,得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P272)的结论,把国民素质的改造作为建设资本主义新型国家的先决条件和根本途径提上了议事日程,亦由此凸现了人的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化事业中的核心地位。     

略论梁启超的“破坏”思想

梁启超的“破坏”思想浸透着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思想的深沉思考,同时又包孕着一种对于旧制度和旧文化的改造方略．以及对于未来新时代新景象的期许。对“破坏主义”进行研究,对于理解梁启超的整体思想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梁启超诗论的“ 新民”内涵

梁启超前期诗论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以“三新一旧”为标准,以“新民”为旨趣。表现在入选诗作反映现实,即事名篇,宣传“欧洲三精神理想”;入选诗人为民主革命志士、维新烈士,强调“诗肖其人”;以诗歌为改造国民品质精神教育之要件。后期持“情感中心说”,提出情是“新民”的原动力。对梁氏提倡的“旧形式”需作辨析。梁氏以其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一场资产阶级变革封建旧文学的革命运动。     

论“新民”与近代教育——梁启超新民教育思想研究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意识到国家的贫富强弱与国民整体文明素质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他主张实施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承认人的价值,培养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权利与义务思想、进取冒险精神和尚武精神的新民教育。同时,梁启超也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价值。他通过确定女子教育的宗旨、女子教育的作用和提出女子教育的办学章程等途径,来完成对女子教育的建构,进而使其新民教育思想更加完善。梁启超的新民教育理论对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梁启超的戒缠足思想与实践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较早地关注女子教育,提倡和创办女学。为了更好地兴办女学,他积极鼓吹戒缠足,把缠足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在实践上设立不缠足会,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此来推动中国近代戒缠足运动的发展。同时把不缠足的实践纳入自己的生活中,不仅要求女儿不缠足,还主张妻子放足。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的不缠足运动的发展。     

离异与回归：欧战后梁启超对中国宪政道路的反思与探索

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是梁启超一生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但是，什么是理想的宪政国家，建立理想的宪政国家的途径是什么，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思索。欧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转变的分水岭。欧战前．梁启超高倡国家主义，主张主权归属国家，励行积极干涉，实行开明专制。欧战后，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有了重大转变．由国家主义的宪政思想转向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其表现为：反对国家至上，主张个性发挥，提倡市民政治。发生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一是德国的战败；二是他对开明专制理想的幻灭；三是他把宪政的实现，由寄托于精英转向造就民主社会。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的"科学方法"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传统史学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提出史学研究要运用整体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和联系实际的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给后世治史者提供了必要的史学研究方法。     

我校科研成果丰硕，项目申报成绩斐然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也是关键之年，在全校教师的努力下，我校今年科研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最近公布的一系列重要课题申报结果中捷报频传。     

梁启超学术文摭谈

粱启超作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学术大家,其学术文章创作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特色和周于世用的救时用世目的;而他求真去弊的学术追求,与当前学术研究蹈空务虚的风气,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论梁启超澳洲之行

梁启超从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半年访问。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继续募集资金，宣传保救大清皇帝，以此达到救国目的。梁启超在澳大利亚积极宣讲救国主张，帮助发展保皇会，并募集资金以图救国，但由于种种原因，梁启超此行主要目的即募集资金没有实现。但访问对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件。     

梁启超的墨辩研究

梁启超使用中国整理古典文献的传统方法,更使用世界不同逻辑传统比较研究的创新方法,正确校释墨辩,揭示墨家逻辑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梁启超的墨辩研究,使墨辩由死变活,是新旧墨辩的分水岭与里程碑。这是梁氏墨辩研究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关键性意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创造性诠释墨辩,把墨辩改造转型为人们的思维工具之一,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梁启超坚信,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他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重团结、重德性、重爱国、重人文五个方面。他还认识到,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民族主义思想互为表里,构成其“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他指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应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寄希望于青年与加强青年教育的统一。系统整理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他一生观点多变却不离其宗的内在根源,理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归根结蒂,乃是指他体察了欧洲战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因是之故,梁启超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思想解放的原则,应同样运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反对“科学万能”论,科学当与人文并重;“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且其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突出的个性。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富有合理性与前瞻性,大大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代表其时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结构主义与梁启超文化整体主义实践反思

近代梁启超的思维模式由西方存在主义所强调的"自我意识"、"个体存在"等转向了宏观、注重整体效应的结构主义,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文化的过程是业种与业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缺一不可。这种文化整体主义的观点,也突出地体现于他对国家有机体说的实践构想及教育对象的普及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