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徽州商人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

徽州歙县柳山方氏将始祖方储的真应庙改建为方氏统宗祠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竣工于康熙九年。这主要是由方氏商人出资的。《方氏会宗统谱》也主要借商人之力纂修,目的是为了强化扩大宗族组织。商人认识到扩大宗族势力与自身致富有直接的关系。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     

宗族控制与明清徽州的村落格局

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村落来说,虽然它们的选址、布局和空间组织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审美考虑,但在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所共同营造的整体氛围中,其审美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徽州人浓重的风水观念以及"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的文化习性,意外地成就了园林化的徽州村落这一审美的副产品。在徽州村落的空间格局背后,潜藏着的是无处不在的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的影响。     

明清徽州宗族的恤族举措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大多聚族而居,族内存在严重的贫困现象。为此,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恤族之举,实施涉及怜孤恤寡、设立学田、义田等等。这些救济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宗族凝聚力,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国家统治的巩固。     

明清时代之宗族与宗教

明代,政府采用了在庶民间渗透强化宗族关系,强调以宗法为基础的伦理观念的政策。本文以徽州文书及其他地域文书中与宗教相关的材料为基础,探讨上述政策及其对人们的渗透而产生的影响,在明清时代是如何使人们对带有宗教性的事物———特别是对寺院或僧侣———的意识行为发生变化的。     

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通过征收赋税、培养宗族子弟入仕、创办义田和义学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宗族管理、维护宗族内部团结的作用。同时徽州宗族还对国家的政策和儒家伦理规范积极宣传,在宗族中进行宣讲和教化,按照国家政策管理徽州宗族社会,保持了徽州地区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与国家希望地方基层社会保持稳定进而保证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延续的目的有相契合之处,体现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从徽州文书看明清徽州地区的盗葬

徽州宗族向来有保护祖墓的习俗,但祖墓被侵盗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为了解决祖墓被盗葬的问题订立了很多文书,从这类文书合约角度考察和探讨徽州地区盗葬现象的具体情况以及徽州宗族面对祖墓被盗葬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以深化对徽州宗族的了解。     

文献、读书人与宗族：明清徽州婚姻缔结礼仪的建构与实践

明代以降,国家礼仪下移,但如何使其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契合,并内发地开展礼仪建构与实践,能够在形成稳定体系后被地方民众持续执行与坚守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探讨文献、读书人以及宗族等在徽州地区婚姻缔结礼仪建构与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更好地理解“礼制下行”至地方之后,民间为实现与国家礼制的“恰当对接”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礼仪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抵牾、调适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以明清徽州家谱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左儒右贾”辨——明清徽州社会风尚的考察

明清时代的徽州,可谓地灵人杰。这里,既以朱子阙里而被誉为“东南邹鲁”;又以商贾之乡而名闻全国。业儒和服贾成了徽人所从事的两项主要职业:“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论贾,则有藏镪百万、足迹“几遍宇内”的徽州商帮;论儒,则有读书登第的达官显贵、名贤才士。但儒与贾究竟孰轻孰重?孰高孰下?明代徽人汪道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汪道昆的话是否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关系到我们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风尚能否全面正确的了解,也涉及对徽商性质的研究,故不能不作一辨。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社会秩序控制

从功能论的角度看,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对宗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着日益强化的趋势。其中,对内部社会秩序进行积极的控制与调适即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作为社会自治主体和社会管理者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通过教化、调解、惩罚等方式,实现了对其内部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持续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主要体现在族谱编纂、祠堂建设、祖茔建设、族田设置、宗族内部管理等方面。元代徽州宗族建设所涉及的内容,在明清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表明元代是徽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兴盛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明代中期徽州的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以祁门县文堂陈氏乡约为例

宗族具有悠久的生命力,作为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一直存在下来。因此不能否认宗族作为乡村社会运营中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这一点。明清时代的乡村组织里甲、保甲、乡约等也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对宗族和乡村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还没有充分进行。文章通过分析明隆庆六年(1572)徽州祁门县文堂陈氏所施行的《文堂陈氏乡约家法》,试图发现乡约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明清徽州宗族墓祭仪礼

明清时期,徽州大族对墓祭尤为重视,各个宗族都会举行墓祭,其仪节基本恪守国家祭祀仪礼和《朱子家礼》,而墓祭的时间、规格、程序、仪式等不尽相同。在墓祭举行之前有一些准备工作,如准备资金,置办祭物、祭器,通知各支会同并分配任务;墓祭的主要流程是清理茔域、祭拜和分胙;墓祭结束后相关工作有清理祭器及祭祀场所,分配剩余资金,商讨宗族各项管理事宜等。徽州宗族通过墓祭这一仪式来团结族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而墓祭这一活动对当地人们生活也产生了很多影响。     

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徽商势力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演变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商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初步形成;嘉靖、万历年间,徽商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而壮大;明清之际,东南城镇惨遭破坏,徽商势力也因之而受挫;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徽商势力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明清时期浙北杭嘉湖市镇的徽商

从明代中期起 ,越来越多的徽商进入浙北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市镇 ,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活动 ,尤以在丝织、米粮、木材、盐、典当等行业最为活跃。徽商不仅在促进当地市镇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对提升市镇品味 ,提高市镇的知名度、美誉度 ,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春秋晋国世族研究综述

晋国世族研究对研究晋国史乃至整个东周史皆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关晋国世族的大量专著、论文相继问世,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应对这项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世族兴衰与晋国政局变迁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探讨。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徽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