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否”、“泰”两卦的对待关系

“对待”一词,常见于易家书籍。“阴阳对待”的概念,是指阴阳相反而并立,相比较而并存。朱熹对此有过解释,他说：“是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若相离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阴爻,又有阳爻相间错,则为文。若有阴无阳,有阳无阴,如何得有文？”（《语类》卷七十六《易》十二《系辞》下,林学履问周易时所记）此处的“两物”是指阴阳两物。朱熹认为阴阳相对,又同时并立,     

孔子学《易》考

李学勤先生说：“孔子与《周易》关系如何,是中国学术化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确如古代史籍所说,孔子长期研习过《周易》,并亲自撰作了《易传》,那么《易传》便是有关孔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同时探讨《周易》这部举世重视的古书的性质,必须与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这会使     

“乾坤”中的乾坤——浅议“乾坤”二卦中辩证法特点

一、就“易”一名三义论“乾坤”中的辩证法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易便是变易的易”，是《易经》中三个基本观念(易、象、辞)之一。这显然把：“易”简单化了，一个“易”字本身就是辩证法。郑玄作《易赞》及《易论》提出“易”一名而含“易简”、“变易”、“不易”三义的说法(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     

中国祭祀文化简论

祭祀是人类早期近乎本能的文化行为,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出现过祭祀。中国古代的祭祀,及于天神、地祗、人鬼（此为《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说）等三大类,自成体系,祭法多样,意蕴丰富,卓具特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祭祀文化地位之高,由此可见。     

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出土“天号陈”铭瓷盘简论

我仅就遗址出土“天号陈”铭瓷盘谈几个相关问题。     

“三七之厄”“百六阳九”与谷永的直谏——《资治通鉴》所涉《易》文辑谈之一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一书,叙事简明扼要,引流畅通达,质朴无饰,一般比较好读。但在两汉以前,因史料所限,在叙事及采用的疏诏典册中,有些内容涉及汉儒特有的思维模式,及其使用概念的特殊内涵,就比较难读了。本谈及汉成帝时谷永的一篇谏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周易》的妇女观

周代对于女性的论述在《周易》中较为集中,尤其是其中的《家人》、《恒》、《成》等卦。战国时代的荀子就已经注意到了《周易》有关女性与男女关系的论述,《荀子·大略》说：“《易》之成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周易》者,“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简论西周王朝的史官建制

史官在中国古代,主要从事记录历史、编写史书工作。商周时期,史官的作用以及地位均十分突出。西周王朝的史官建制,由于可靠的文献记载不多且很零散,虽《周礼》一书有较详尽记载,但其终为后人所作,并不全是西周历史真实的反映,故需求之于西同锕器铭文资料,这是我们研究西周史官建制的前提。     

科举理学化视域中的《正蒙》清代十六注简论

《正蒙》是张载晚年完成的一生学思的总结性论著。南宋以后,为《正蒙》作注解者颇多,以明清两代注解最为繁盛。通过目前对书目文献资料的梳理可知,史志目录著录过而今散佚的,以及现存的《正蒙》清代注本,共有十六种。这些注本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冉觐祖《正蒙补训》,李光地《注解正蒙》,张伯行《正蒙注》,张棠、周芳《张子正蒙》,华希闵《正蒙辑释》,胡宗绪《正蒙解》,李文炤《正蒙集解》,汤俨《正蒙注解》,王植《正蒙初义》,杨方达《正蒙集说》,李元春《正蒙释要》,陈广旉《正蒙轨物口义》,方潜《正蒙分目解按》,刘绳武《正蒙管见》,朱久括《正蒙句解》。通过对这些《正蒙》注释著作的研读,既可以深化对张载哲学的研究,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程朱理学和张载关学在清代兴衰情形。本文以《正蒙》清代注本为研究对象,以清代程朱理学的兴衰和科举理学化为视角,简要概述十六种《正蒙》清代注本的情况及其出现的原因。     

东方文化的“和”精神

人的生命无疑分为精神与物质两部分,如果说物质的、内体的部分是生命之量的构成的话,精神的部分则是质的构成。然而在当今世界,主导世界的西方科学明对人的生命之关怀,主要的方面是物质部分。他们在物质方面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不可谓不惊人。其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富足、安乐了,但     

简论《吕氏乡约》的和谐思想

<正>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由张载弟子吕大钧(1031～1082)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编订。该《乡约》通过制定一些规则以完成当时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     

光荣与梦想——《十里长安街》荣获“中国优秀摄影师”奖

长安街，作为中国首都北京政治、文化和外交象征的“神州第一街”，横贯600年古都北京城的东西。修建于明代的长安街，是兴建紫禁城、皇城和内、外城时的主要道路。其名取自盛唐的大都城——“长安”，寓意长治久安。从东侧的建国门到西侧的复兴门，包括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安门，是十里长安街庄重辉煌的一段。能否将这段长安街南侧的景色全部收入一幅照片，     

王弼注《易》若干佚文考论——兼论王弼注《系辞》问题

文章在前贤辑录《谷梁传注疏》、《毛诗正义》、李善《文选注》中王弼佚文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谷梁传注疏》一则王弼佚文,讨论王弼佚文的义理和价值,在此基础上,探讨王弼注《系辞》问题。     

简论《管子》礼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在中国文化中,“礼”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很有特色的,而“礼”又可分为礼制、礼仪、礼义三个方面。从文献上看,夏商周各有其礼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也都就“礼”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管子》一书对礼的论述在先秦时期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本文仅就《管子》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做一简要论述。     

吴廷翰论道以《易》为宗的思想

吴廷翰论道以《易》为宗，以孔子之言为准的思想，是对以往易学和经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和发展，其理论针对性是批评程朱以阴阳为气，以道为理的理本论思想，以及朱熹易学以图解《易》的治《易》方法。这亦是对张载、王廷相以来的气学理论的继承发展，体现了其经学与气学的结合，在明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七史”辨误

近读张玉春先生《史记版本研究》，发现其引用《玉海》一则材料时，没有正确理解所引内容．误以为材料中的“七史”包括《史记》在内，实则是指“嘉祐七史”。众所周知，“嘉祐七史”指《宋书》一百卷、《南齐书》五十九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后周书》五十卷、《北齐书》五十卷．与《史记》毫无瓜葛。由此可见．引用古籍不可不慎。     

“创刊号”杂拾

在喜好收藏旧时期刊的人当中，有专门搜求“创刊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期刊数量很大，若想齐备简商是不可能的，独收“创刊号”亦是无奈中的一种办法。但，我从来不想专门访求“创刊号”。我保存的“创刊号”，是属于     

罗敷意为“虎女”、“黑女”、“神女”考

罗敷是谁？以《汉语大辞典》的说法最具代表性：“罗敷：古代美女名。晋·崔豹《古今注·音乐》：‘《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壬家令……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焉。…或谓“罗敷”为女子常用之名，不必实有其人。如《孔雀东南飞》即有“东家有贤女，自名为罗敷”。然“罗敷”这个名字，究竟有些别样，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周易》略谈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也不过四千多年,然四五千年以前的人类靠什么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呢？原始符图无疑是文字的雏形。或如《山海经》中传说的河图、洛书,据说夏朝人得之曰《连山》;商朝人因之做《归藏》;周人也是以此演成《周易》的。《周礼》中又把《连山》、《归藏》、《周易》并列,     

刘秉忠及其“藏春诗”

一刘秉忠行状：道人抑或宰相？ 刘秉忠的传记资料主要见于《藏春集》卷六《附录》所收之同朝人张文谦撰《行状》、王磐撰《神道碑铭》、单公履撰《墓志铭》、姚枢撰《祭文》。《元史》系＂刘秉忠＂条于卷一五七之＂列传第四十四＂,《元诗選》初集亦有传略。内典则见于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和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等,多从《藏春集》中摘编。杨曾文在《宋元禅宗史》中为刘秉忠作了简明小传。本文所论和刘秉忠生平甚为相关,故再为立传并有意凸显相关处。